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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波折不斷、摩擦頻仍的階段。 |
中評社╱題：“‘修正主義戰略對手’：美國對華戰略定位及策略調整” 作者：信強（上海），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自唐納德·特朗普於2017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其特立獨行甚至有悖常規的政策理念和決策行為，加之其本人及其決策團隊對中國崛起的負面認知和消極預期，導致美國對華戰略出現了結構性調整，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美國從根本上改變了對中國的“戰略定位”，並據此採取了一系列與之相匹配的對華政策，使得中美關係中的競爭性甚至衝突性因素被急劇放大，也令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波折不斷、摩擦頻仍的階段。
一、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的深層動因解析
中國在過去數十年間的高速發展以及取得的重大成就，使得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個領域的影響力均得到顯著提升，也因此引起了美國戰略界的高度憂慮。隨著特朗普入主白宮，美國決策精英對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勢的預期逐步發生重大改變，並據此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更富對抗性的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源自以下幾方面因素。
首先，是源於對美國政治現實的挫折感。隨著特朗普的上台，美國政治極化現象不斷加劇，政黨惡鬥導致的“治理失靈”問題日趨嚴重，對外政策的反復無常令美國的政治信譽一再受損，加之特朗普因個人私德問題而醜聞不斷，“通俄門”調查疑雲重重，其諸多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更是在國內屢屢引發爭議，使得多年來自視美國為“山巔之城”的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對美國政治制度的缺陷、國家治理效率的低下等問題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冷戰結束後一度盛行的以“歷史終結論”——即歐美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一切人類政治文明前行的最後終點——為代表的自信和自負，也隨之遭到了嚴重削弱。與此同時，美國民眾對於美國未來發展的前景則深感迷茫，例如，美國多家主流民調機構近年來所舉行的多項民意調查均顯示，長期以來美國民眾對特朗普的支持率均徘徊在40%左右，對政府的滿意度則只有35%左右，甚至一度低至14%，更始終有約65%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走在錯誤的發展道路上。誠如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4月17日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時所指出的：如今的美國已經不再是原來那個傳統的開放、自信、樂觀的美國了。①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挫折感為特朗普政府在內政外交政策領域的一系列過激反應提供了重要動因。
其次，是源於對中國崛起的危機感。中國崛起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強、影響之大，可以說遠遠超乎美國的想像。與此同時，美國在綜合國力方面的相對優勢在逐漸縮小亦是不爭的事實。一個在政治、社會、文化和價值觀領域“異質”中國的迅速崛起，引起了美國決策精英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危機感。時至今日，美國朝野各界普遍認為中國在中美關係發展過程中，利用美國的“寬容”、“軟弱”甚至是“失誤”，獲取了巨大的利益，實現了自身的崛起，甚至令中美關係業已成為“事實上的朝貢關係”（a de facto tributary state to China）。②與此同時，美國認為數十年來其對華戰略的基本假設已被證明是“錯誤的”，即對華接觸和發展經貿合作的政策，並沒有使中國朝著美國所期望的方向發展，也未能將中國成功地納入到美國制定和主導的亞洲安全、政治和經濟秩序框架，反而使中國鞏固了共產黨的統治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更有甚者，在美國部分鷹派人士看來，“依靠”美國的“支持和幫助”而日漸壯大的中國不僅不知“感恩”，反而在各個領域發起對美國的挑戰，對美國國家利益構成了全方位的威脅。因此必須及時採取行動，以“亡羊補牢”，對中國的發展進行圍堵和制衡，以免中國進一步崛起後徹底顛覆美國的霸權地位。
第三，是源於應對中國“苦無良策”的焦慮感。事實上，在奧巴馬執政後期，美國已經開始將中國視為未來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主要挑戰者。“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推出，以及美國積極介入中國與周邊部分國家在東海、南海的領土主權爭議，借機加強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和前沿威懾，對中國進行制衡和圍堵的種種舉措，本身便是這一對華戰略認知的反映。早在2015年5月，美國頗具影響的外交關係委員會便發表題為《修改美國對華戰略》的報告，直言中國在目前和未來幾十年內都將是美國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美國應當改變對華大戰略，制定更加統一的策略，從此前的支持與合作，轉變為施壓和競爭。以長期應對不斷增長的中國國力。③只不過由於烏克蘭危機的爆發，以及敘利亞內戰的不斷延燒，導致美俄關係嚴重惡化，同時也令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制衡力度大打折扣。而在特朗普上任後，將中國認定為美國長期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戰略對手”（strategic adversary）已經日益成為美國政界（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軍界、商界、學界、輿論界的廣泛共識。與之相伴隨的則是，美國認為此前以“接觸戰略”為主軸的對華政策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甚至已經“失敗”，必須重新思考和確定新的對華戰略。④但是隨著美國綜合國力的相對衰落，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優勢已經大大縮小，加之中美兩國在經濟、貿易、金融等領域業已形成史無前例的相互依賴，以及美國在一系列地區和全球問題上需要中國的合作與支持，如此種種，使得美國戰略界迄今為止仍未找到一個可以替代“接觸戰略”的新的戰略框架，這種“發現問題”但卻又“苦無良策”的困境，使得美國對華戰略焦慮感不斷上升。
二、“修正主義戰略對手”：對華重新定位及策略調整
在上述多種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尤其是基於對中國內部發展走向、對外戰略意圖的普遍誤讀和嚴重曲解，特朗普政府開始重新對中國予以“戰略定位”，並嘗試對既往的美國對華政策框架進行調整，在幾乎所有政策領域推行更為咄咄逼人的政策舉措，對中國展開“全面反擊”，也使得中美關係進入一個艱難的“戰略調整期”。
首先，在戰略上以中國作為“修正主義戰略對手”進行頂層設計。如何對崛起的中國重新進行“戰略定位”，攸關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的頂層設計，也決定了美國對華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執行。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發佈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戰略競爭對手”，與俄羅斯一樣圖謀改變國際秩序現狀的“修正主義國家”，試圖“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和利益，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並“建立一個同美國的價值與利益相對立的世界格局”。該報告將“野心勃勃”的中國與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流氓政權”，以及企圖對美國發動攻擊的國際恐怖組織，列為美國面臨的三個主要挑戰。⑤時隔不久，2018年1月19日，國防部出台了全新的《國防戰略報告》，報告指出“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而並非恐怖主義——是現在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關注點”。再次點名中國、俄羅斯是美國的“首要競爭對手”，美國必須重建在軍事上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優勢，遏制他們挑戰美國和美國的盟友，或者試圖推翻二戰之後運行的非常順利的國際秩序。⑥2018年1月31日，特朗普在其上任以來的首份國情咨文演說中再次宣稱：“在全世界，我們面臨流氓政權、恐怖集團和中俄等競爭者對我們的利益、經濟和價值的挑戰。”在毫不隱晦地把中國與“流氓國家”及恐怖集團並列為美國的威脅的同時，特朗普聲稱：“面對這些危險，我們知道，軟弱肯定會導致衝突，而無可比擬的實力才是保衛自己的可靠途徑”，呼籲美國必須為其面對的大國競爭的新時代做好準備。⑦2018年2月2日，美國政府在時隔8年之後再次正式公佈新版《核態勢評估報告》。該報告與此前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及《國防戰略報告》一脈相承，充斥著大國對抗的戰略思維，聲稱自2010年以來，“國際安全環境持續惡化”，隨著中、俄、朝鮮、伊朗等國試圖擴大其影響力，“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已成為國際環境的基本特徵”，導致美國所面臨的核戰略安全環境顯著惡化，來自潛在敵人的核威脅日益明確。⑧4月26日，在美國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的2019財年軍事預算聽證會上，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重申：2018年國防戰略為美國提供了明確的戰略方向，即中國和俄羅斯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長期的戰略競爭，而不是恐怖主義，現在是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焦點”。⑨從上述一系列戰略報告和高官的政策表態中，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對此前數十年間美國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重大反思”，可謂是一次戰略性“頂層設計”的集中體現，標誌著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心重歸以零和博弈為特徵的、傳統的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中，換言之，美國已經準備好進入一個以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的“大國競爭時代”。
其次，在軍事領域強化針對中國的軍備競爭。面對近年來中國軍事現代化的迅猛發展，尤其是隨著中國首艘國產航空母艦以及055型萬噸級導彈驅逐艦的下水，以及東風-21D和東風-26反艦彈道導彈的入列和成軍，推動了中國遠洋海軍的不斷壯大，也使得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遂行“區域拒止/反介入”作戰能力日趨成熟。面對這一情勢，特朗普政府明確將中國視為在軍事領域的首要假想敵，並開始有針對性地發展美國的軍事力量，以保持在軍事領域對中國的絕對優勢。例如五角大樓在發佈的《國防戰略報告》中明確指出：目前美國國防面臨的首要挑戰是“軍事優勢正在被俄羅斯和中國侵蝕，如果不解決，最終可能會破壞我們遏制侵略和脅迫行為的能力，危害我們尋求與同盟所共同設定的自由開放的秩序”。⑩《核態勢評估報告》則指責中國不斷擴充壯大核武庫，發展新型現代化核能力，認為中國準備靈活運用核武器，配合常規軍力實現威脅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挑戰美軍在西太平洋地區採取軍事行動的目標。2018年3月6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丹尼爾·科茨（Dan Coats）和國防情報局局長小羅伯特·阿什利（Robert Ashley）在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指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計畫包括發展對可能在西太平洋部署或作戰的敵方部隊進行遠端打擊的能力。中國正在利用日益增長的實力來維護對東海、南海和中印邊境地區的主權聲索。”並且認為隨著中國軍事改革的實施和深化，將“增強解放軍在遠離中國大陸的地方進行聯合作戰以及應對短程、高強度地區衝突的能力”，在未來，中國“日益致命的聯合作戰能力”將使美國和盟國軍隊在遠離中國大陸的地方陷入危險。⑪4月25日，新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菲力浦·大衛森（Philip Davidson）在指責中國“已經能夠控制南海”並“實施外空和網絡空間軍事化”之際，也公開表示“確保我們未來戰鬥和取勝能力的關鍵因素將是高超音速武器和定向能武器、強大的太空和網絡部隊”，美國必須加強對新一代武器的投資，“以與中國展開競爭”。⑫僅隔一天，4月26日，美軍參聯會主席約瑟夫·鄧福德上將稱，中國有意成為一個全球軍事強國，發展全方位的空、海、太空和網絡能力，並實現核能力現代化。由此可見，在特朗普政府看來，隨著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美國必須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強化和擴大對中國的軍事優勢，以此來防止中國在軍事領域對美國及其盟國發起挑戰。
第三、在外交領域推動“印太戰略”制衡中國。早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便利用東海釣魚島爭端以及南海南沙群島爭端，炒作中國“海洋擴張”對地區安全穩定構成威脅，以為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推行服務。在特朗普上台後，美國不斷渲染中國試圖加強軍備，增加政治影響力，以及實施經濟“掠奪行為”，進而“迫使印度-太平洋地區的鄰國遵守中國的秩序，並且獲得優勢”，謀求“在短期內成為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區域霸權，並在未來取代美國，取得世界領先地位”。⑬為此，特朗普政府以維護所謂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秩序”為口號，積極拉攏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加入，構建所謂的“價值觀同盟”，以共同抗衡中國在海洋方向的拓展。與此同時，美國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歐亞大陸地區，對部分國家如中東歐國家、非洲國家、斯里蘭卡、馬爾代夫、越南、印尼等國施加影響，試圖拉攏這些國家抵制和阻撓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開展。例如2018年2月，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訪問拉美前夕，便橫加批評中國在拉美實行“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政策。在3月出訪非洲之際，再次指責中國對非洲進行“掠奪性投資”，導致非洲國家“深陷債務危機”，並“養成對中國的依賴”，導致主權遭到削弱云云。又如2018年4月26日，國防部長馬蒂斯也公開表示，將繼續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同盟和夥伴關係，與該地區關鍵國家一起建立能夠阻止侵略攻擊的雙邊和多邊安全架構，維持穩定和確保公共區域的自由進入，以維護自由和開放的國際體系，其矛頭直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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