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的主要原因
台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是由諸多因素長期綜合作用形成的。這裡以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意願為例。當前，台灣民眾普遍偏向維持現狀，不願統一，傾向獨立，特別是國家認同疏離及年輕世代“天然獨”，既有客觀層面的因素，也有主觀層面的原因，既有歷史因素，也有現實原因，但主要的根源性問題在於近20年來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灣綠營勢力刻意運用台灣內部的基於“一邊一國”或“一中一台”定位並運作的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與輿論體系，不斷形塑“仇中”、“恐中”、“反中”、“台獨”意識形態的結果。所謂“天然獨”實則是“人造獨”。
一是“二戰”以來國際社會總體上處於長期的和平發展時期，即便國小力弱但安全問題並不明顯，於是自由主義廣泛盛行，一些地區的民眾在內心深處更偏好於追求獨立。這種偏好類似癌症腫瘤基因，但未必一定形成癌症腫瘤。種子未必會發芽。
二是1895年台灣被日本殖民以來，特別是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各自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並疏於交流往來，加之兩岸當局為了各自的意識形態在教育與宣傳方面長期醜化對方，使得兩岸民眾缺乏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觀念。這些因素衹是類似“溫床”，為“台獨”意識的產生提供可能性，但沒有必然性。例如在“兩蔣”執政時期，海峽兩岸制度不同，道路不同，基本上也沒有什麽交流，甚至炮火相向，但基本上沒有國家認同與“台獨”意識問題。事實上，當時的國民黨當局仍然基於“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定位並運作其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與輿論體系，有效地抑制了“台獨”意識的發展。
三是台灣綠營政客、政黨、當局刻意運用基於“一邊一國”或“一中一台”定位並運作的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與輿論體系，長期進行“仇中”、“恐中”、“反中”、“台獨”意識形態的負面宣導。這使得台灣社會的意識形態隨著人口的新陳代謝在長期的量變過程中走向質變，也使得大陸推行合作交流、和平發展的動機與行動一再被汙名化，基本上沖銷了兩岸交流的作用。眾所周知，從李登輝當政後期提出“兩國論”到陳水扁當政期間台灣當局“去中國化”的種種行為(特別是教育與輿論宣傳中的“文化台獨”)所影響的台灣青少年，現在已經長大成人，成為了民意調查受訪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粗略估算，台灣每年出生率約1%、死亡率約0.7%。這意味著自“兩國論”推行至今20多年來，每年約增加18萬人口偏向不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估計新增人口中約80%偏向“兩岸兩國”或“一中一台”立場）；與此同時，偏向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人口每年約減少13萬人（估計死亡人口中約80%偏向“兩岸一國”立場）。
四是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在馬英九當局“三不政策”（“不統、不獨、不武”）的規範下，台灣並沒有在教育、輿論等事關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及時的撥亂反正。馬英九當局採行的“三不政策”是一個“負面表列”的、衹是給社會以自由但未給社會以方向的政策。這一缺乏明確方向性的政策，一方面讓台灣人民不知道往哪裡走，不知道為何而戰，意識形態因此更加混亂；另一方面，在“三不政策”的規範下馬英九當局並沒有在台灣的教育、輿論等事關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及時的撥亂反正，“國統綱領”凍了就凍了，課綱“去中國化”就去了，中華文化下的社會大眾會猜測認為馬英九當局默認前朝陳水扁當局的“去中國化”政策，結果國家認同繼續疏離，“台獨”意識繼續氾濫。
五是馬英九當局時期兩岸合作交流的協商談判是以兩岸對等的身份進行的，而台灣當局及媒體將“九二共識”定義為“一中各表”，並一直特別強調“各表”。在“台獨”已成主流意識形態的背景下，這會引致台灣民眾認為兩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也就是說客觀上會將兩岸在合作交流、協商談判等事務性層面的“對等”，理解為兩岸是在國家身份層面上的“對等”。
六是近30年來，在對台灣社會意識形態的引領方面，兩岸主要政黨的作為明顯不同，結果台灣社會意識形態為綠營政黨所引領。事實上，近30年來，在對台灣社會意識形態的引領方面，民進黨是長期堅持不懈、積極作為；而自台灣開放“報禁”、“黨禁”之後，在反“台獨”方面國民黨基本上是作壁上觀、消極無為；而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共產黨忙於領導大陸自身建設與發展，在引領台灣民意方面除了與來大陸投資、發展、旅遊、訪問的台灣民眾進行作用十分有限的交流之外，基本上處於隔岸觀火、無所作為的狀態。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意願的走向，主要的內因在於台灣社會的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與輿論體系在兩岸關係性質上的定位及其運作的影響；兩岸交流衹是一個外因，需要藉助內因而發生作用。然而，海峽兩岸對和平發展的未來方向與目標(是否要統一)至今沒有共識；台灣方面還認為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緊密交流與聯繫雖然有利於台灣民生經濟發展，但不利於台灣政治主體性的維繫或“台獨”分裂目標的實現。因此，台灣方面不僅對推行有助於兩岸交流合作與和平統一的政策措施的意願不足，甚至根本不願意，而且還有意無意地通過其內部基於“一邊一國”或“一中一台”定位的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輿論體系進行反向操作，結果基本上沖銷了兩岸交流對於增進台灣民眾國家認同與統一意願的正向作用。
三、台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質變對政黨競爭力的影響
在台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上述質變的背景下，民進黨當前在兩岸關係性質定位及發展取向上“政治正確”，獲得台灣多數民眾特別是年輕世代的認同與支持，已經進入“政治正確”的收穫期。這就是為什麽近幾次“大選”中民進黨總是尋找機會主打基於“一中一台”定位的“主權牌”或者“統獨牌”。
加之，當前台灣廣大庶民也衹是“經濟覺醒”，尚未“政治覺醒”（台灣多數民眾尚未認識到，在中國大陸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中心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當前台灣民生經濟搞不好呈現“悶經濟”狀態的主要的根本性原因在於搞不好兩岸關係而邊緣化，因而難以有效地全球化運作，島內外投資人因台灣出口環境、投資環境、發展環境不好而不願意在島內投資生產），而年輕世代特別是尚未工作的啃老族在父輩提供的“小確幸”環境中連“經濟覺醒”都還沒有。那些已經工作的年輕世代雖然已經體會到滿意薪資的工作很難找到，但因未曾經歷過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而視當前“悶經濟”狀態為發達經濟體之常態，因此也不會去多加反思。
在上述背景下，台灣“大選”中，民進黨很容易操作基於“一中一台”定位的“主權牌”及“統獨牌”而獲得被洗腦的台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世代的認同與支持。筆者在2016年台灣“大選”後接受香港中評社採訪時曾預言4年後衹要台灣民生經濟沒有大的惡化的情形下，民進黨將繼續執政台灣，並可能有12年的執政機會。2020年“大選”已驗證了筆者的部分預言，“大選”後筆者再次接受香港中評社採訪時已再次做此預言。
事實上，台灣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生態上述質變是近20多年來逐步量變所形成的，一旦形成，在今後的相當長的時期之內的量變過程中就具有一定的質的穩定性，也是影響台灣選舉的一個主要的內因。就2020年台灣“大選”而言，外部因素的影響看起來是蠻大的，但是外因能夠起作用，主要是因為有內因的基礎，畢竟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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