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應對所謂中國崛起帶來的“系統性挑戰”，以“集團化對抗”的冷戰思維打造有利於對華競爭與遏制的國際環境。表面上看，本次峰會大體延續了馬德里峰會確立的對華政策——“競合併進”，即在無端指責中國對其構成所謂“系統性挑戰”的同時，宣稱“仍對與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持開放態度”。從本質看，北約顯然有意升級對華戰略競爭的烈度和廣度。峰會公報涉華內容多達15處，大量使用飽含敵意的詞語意圖將中國“污名化”，例如公然宣稱“中國的野心和強制政策”挑戰了其利益、安全和價值觀，無中生有地指責“中國運用廣泛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工具來增加全球影響力”和“試圖顛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有分析指出，北約此舉本質上是一種對華敘事戰，即通過刻意歪曲事實和肆意渲染不實消息等抹黑手法，對華施加巨大國際輿論壓力，妄圖使中國承受修復國際形象和聲譽的高昂外交成本。
亞太安全風險陡增
細思北約全球戰略以及雛形初顯的亞太政策背後的深層邏輯，不難發現北約加快東進步伐真正滿足的是作為北約“指揮棒”的美國升級對華戰略競爭的利益需求。令美國困擾的是，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以北約目前擁有的資源總量很難實現在歐洲和亞太方向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同步遏制。如能以北約為“聯絡中介”，把原本分散、缺乏聯動的資源進行優化整合使其互為補充，則可有效“降本增效”，盤活戰略資源，緩解“兩線作戰”壓力。
在美國的主導下，北約以“新棋手”的身份介入亞太地緣政治博弈或將基於以下兩個抓手。一是以美國為中心支點，整合亞太盟友資源，實現北約-亞太四國合作機制、美國亞太國家雙邊聯盟（美日、美韓、美澳等）、亞太小多邊聯盟和准聯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的融合對接，建立多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溝通協調機制。二是推動北約與亞太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從而形成政策協調網絡。上述兩種情況都可能推動亞太大國戰略競爭向著“集團化對抗”的危險方向發展，將會顯著提升大國戰略競爭烈度、加劇地區安全治理困境、增大地緣衝突風險。
歐洲國家對美國的迎合雖有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換取美國安全保護和外交支持的需要，但仍會給亞太地區安全帶來極大風險和不確定性。一旦北約的戰略預期最終成為政治現實，屆時激烈的大國戰略競爭將很可能摧毀自由、和平、繁榮的亞太地區秩序，各國間互不信任、彼此戒備將取代當前相互促進的經貿往來、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為追逐短期私利迎合北約卻罔顧地區整體利益的部分亞太國家也絕不可能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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