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4日電／據澎湃新聞報道，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南部接連發生7．8級和7．6級大地震，埃爾多安稱這是土耳其共和國的“世紀災難”。目前，地震已經造成四萬多人遇難。除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地震也深刻影響了土耳其的對外關系。
此前，土耳其與西方正經歷一場“外交地震”：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受阻和焚燒《古蘭經》事件嚴重衝擊土耳其與歐洲的關系，西方九國發布旅行警告，宣布關閉駐土領事館；土耳其也毫不讓步，指責西方對其發動“心理戰”，蓄意幹涉其內政。雙方關系由此降到冰點。然而，地震發生後，之前與土耳其矛盾不斷的國家紛紛捐棄前嫌，解囊相助。同時，土耳其也放下與多國的外交紛爭，向國際社會發出援助申請，并以此為契機改善周邊環境。
這場“地震外交”讓人們看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層力量：人類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性和超越國界、族群和文化的普遍同理心。此外，在土耳其大選背景下，本次地震也為人們分析“救災外交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國際關系”提供了一個樣本。
受災國有時為何會將國際援助拒之門外？
國際救災合作是一種雙向互動，援助國可以主動提出對受災國進行援助，受災國也可以主動呼籲國際社會提供援助。但是，只有在雙方都有主動性的前提下，救災合作才能實現良好效果。如果雙方能够以救災合作為契機實現國家間關系的正常化、增強國家間的互信，甚至孵化“高級政治”領域的合作，那麼這樣的互動過程便可以稱為“救災外交”（如在地震、饑荒、氣候、水災、衛生等領域的救災外交）。由於自然災害的突發性和救援的急迫性，國際救災合作必然要超越傳統外交的既定程序，并為敵對雙方的“創造性接觸”和“創造性介入”提供機會。＜nextpage＞
在救災外交的案例中，土耳其與希臘的“地震外交”可稱經典。1999年8月17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東部的伊茲米特灣發生裡氏7．4級大地震，造成1．7萬人死亡。災難發生後，土耳其政府陷入被動，在最初的24小時內沒有開展有效的救援行動。土耳其軍隊只關心海軍基地的軍事人員，也沒有投入到拯救平民的工作中。希臘抓住機會迅速向土耳其伸出援手，其紅十字會和大批志願者組織率先加入救援隊伍，這一行動得到希臘高層的鼓勵和土耳其媒體的廣泛關注。兩國以這次“地震外交”為契機，迅速軟化了陷入僵局的雙邊關系。2001年土希兩國決定聯合申辦2008年歐洲杯主辦權；2002年希臘表示支持土耳其在未來加入歐盟。
然而，受災國是否會尋求或接受國際援助通常受多種因素影響。例如，自然災害有可能暴露受災國本身的弱點和缺陷，致使其拒絕國際合作。大致而言，對於國際社會釋放的援助信號，受災國的選擇可分為三類：全盤接受、部分接受和不予理會。其中，導致受災國對國際援助持負面態度的因素包括：
第一，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意識形態鬥爭和政黨政治的掣肘等，當然也不排除自然災害導致受災國行政機構癱瘓，效率低下，無力協調國際力量開展有組織的救災合作。例如，1999年的大地震也深刻反映了土耳其在救災合作上的幹擾因素。地震發生後，許多國家向土耳其派遣專業團隊，捐贈醫療用品，但這些賑災努力很少得到官方的配合。不少外國援助被滯留在海關，極端民族主義的衛生部長奧斯曼·杜爾穆什（Osman Durmuş）甚至阻止外國援助入境，聲稱“真正的土耳其人”不需要外國人的輸血。同樣基於狹隘民族主義的考慮，這位衛生部長還拒絕了鄰國亞美尼亞的援助提議。
第二，由於政治互信的缺席，受災國擔心援助國將救災合作當作借機漁利、借題發揮、竊取機密、政治滲透的工具。在這種背景下，援助國的“好意”有可能被解讀為“陰謀詭計”。2003年12月26日伊朗東南部發生裡氏6．3級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國際社會很快伸出友誼之手，世界各國的救援工作組先後進駐伊朗，但是以色列的援助卻遭到了拒絕。2011年10月23日土耳其東南部地區發生裡氏7．3級地震，土耳其同樣拒絕了以色列提供援助的請求，原因是其拒絕就擊沉土耳其人道主義救援船做出正式的道歉和賠償。2012年8月11日伊朗西北部連續發生兩次地震，伊朗拒絕了美國、瑞士和俄羅斯發出的援助意向，稱要依靠國內資源完成救援工作。在本次大地震之後，叙利亞同樣拒絕了以色列的人道主義援助。＜nextpage＞
第三，領導人出於維持國家形象的心理因素，也可能拒絕向國際社會尋求援助。2021年7月土耳其遭遇森林大火，蔓延到多個省份，愛琴海和地中海諸多度假勝地漫天煙塵。大火發生後，數以百萬計的社交賬戶以“＃救救土耳其”主題發表推文，呼籲國際援助。還有不少民衆指責當局在災害發生後拒絕希臘等西方國家的援助建議。對此，埃爾多安以“強大的土耳其”作為回應，指責“救救土耳其”運動是美歐的“陰謀詭計”，旨在動搖土耳其的國家形象。在民衆的壓力之下，土耳其最終接受了西班牙、克羅地亞、俄羅斯、伊朗、烏克蘭和阿塞拜疆的援助建議，但拒絕了以色列的援助，理由是土耳其已經接受了“滿足其需求的援助”。
大災、大選、外交需求，土耳其積極推動“地震外交”
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土耳其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兩極分化的國內政治以及埃爾多安總統的強勢個性不利於國際救災合作的開展。然而，本次“2·6地震”發生後，土耳其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首次正式尋求國際援助。同時，土耳其各政治勢力也沒有在國際救災合作上設置障礙，基本上采取了“來者不拒”的態度。根據土耳其外交部的統計，到2月18日全球共有102個國家和地區向土耳其提供了人道主義援助，其中88個國家和地區的救援人員參與了搜救行動。同樣是面對自然災害，土耳其這次為何選擇“坦然地”接受世界各國的人道主義援助？＜nextpage＞
第一，本次震災的嚴重性超出了土耳其自身的應對能力，客觀上需要與國際社會合作開展救援行動。“震級高”、“震源淺”和“雙強震”是本次地震的主要特點。本次大地震屬於“雙強主震”，在100公裡範圍內和相距不到10個小時的時間裡，兩場強震（震級分別為7．8級和7．6級、震源分別為18公裡和12公裡）在土耳其南部相繼爆發。除了遭受重創的卡赫拉曼馬拉什之外，地震波及十餘個省份，超過1300萬人受到影響。不僅如此，本次地震救援難度極高，災區地形複雜、氣候嚴寒、道路崎嶇，不利於當局在“黃金72小時”內施救。面對這種客觀情況，尋求國際救援、增加救援的效率是理性的選擇。
第二，在大選背景下，災難救援考驗執政黨的危機處理能力，如果處理不善，有可能演化為政治危機，削弱執政黨的支持率。2023年是土耳其共和國的建國百年，也是總統和議會大選之年，各黨派已經為此進行了長期的籌備。各反對黨雖然組建了“六黨聯盟”，但無法形成對執政黨正發黨的壓倒性優勢。在此背景下，通過炒作政府的決策失誤來積累籌碼，成為各反對黨的普遍策略。由於賑災、救災和災後重建被視為政府的基本職責，在多黨競爭體制下，執政黨的正常發揮通常被視為“分內之舉”，而不足之處將被渲染和放大。埃爾多安深知，本次救災行動機遇與挑戰共存。一方面，受災民衆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帶領其走出困境；但如果救災不力，正發黨的政治前途也將受到影響。事實上，正是1999年聯合政府的救災不力為正發黨在2002年上台提供了機遇。因此，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使埃爾多安意識到，尋求救災合作是合乎正發黨政治前途的選擇。＜nextpage＞
第三，土耳其需要廣泛的國際支持以展現其外交成果和國家威望。土耳其奉行“積極進取的人道主義外交”，主要強調兩大原則，即行動主義和人道主義。其中，人道主義外交主要表現為全球範圍內的人道主義援助和對叙利亞難民的救助，強調國家的軟實力建設。2016年首次世界人道主義峰會在伊斯坦布爾舉行，表明土耳其對人道主義外交的重視。根據土耳其外交部的說法，以人均人道主義支出與人均國民收入相比計算，土耳其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國家”。本次地震發生後，有100多個國家對土耳其的援助請求做出積極響應，許多非洲貧困國家也伸出援手。對此，SETA基金會外交政策研究主任穆希丁·阿塔曼（Muhittin Ataman）指出，國際社會的援助彰顯了土耳其“人道主義外交”的影響，土耳其在幫助他國時雖不求回報，但在必要時這些援助將成為“事實上的力量”。
“地震外交”產生積極效果但也存在變數
友好國家、敵對國家和普通國家之間都可以開展救災外交。現有研究表明，救災外交對陷入衝突但又有改善關系意向的國家往往能產生更加積極的影響。這在本次“地震外交”中也有明顯的表現。
第一，推動土耳其與西方關系的緩和。地震發生後，賑災和重建是土耳其政府的主要職責，而“緩和”和“回暖”將是土耳其與西方關系的主要基調。西方國家（包括瑞典、芬蘭等）在震後紛紛向土表達慰問，人道主義的考慮暫時遮蔽了政治上的紛爭。在戰後重建的過程中，土耳其需要西方的資金支持；西方國家在北約擴容問題上同樣需要土耳其的配合。西方國家的積極表態給足了土耳其面子，并提供了“台階”，雙方關系可能會在短期內得到改善。
第二，促進土耳其與希臘關系的改善。近年來，希臘和土耳其因東地中海油氣資源勘探、領土劃分、移民事務等問題而深陷僵局。去年5月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呼籲美國不要向土耳其出售F－16戰鬥機。對此，埃爾多安表達了強烈不滿，并表示“不會再和他說話”。震後，希臘總統和總理先後致電埃爾多安以表達哀悼，希臘外交部長尼科斯·登迪亞斯親自訪問災區，并與土外長恰武什奧盧舉行會晤。輿論普遍認為，登迪亞斯此訪或有助於兩國就解決分歧啓動對話，重續1999年“地震外交”的佳話。＜nextpage＞
第三，助推土耳其與亞美尼亞關系的正常化。土耳其與亞美尼亞至今仍沒有建交，兩國在“亞美尼亞大屠殺”的事實判斷和性質認定上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2020年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在納卡爆發衝突，土耳其高調支持阿塞拜疆，助其奪回納卡關鍵地區的控制權。在戰爭中失利後，亞美尼亞自去年開始尋求改善與土耳其的關系，但至今未取得進展。地震發生後，亞美尼亞向土耳其派出一支28人的搜救隊，兩國邊境30年來首次重新開放，以方便向災民運送人道主義援助物資。2月15日亞美尼亞外交部長米爾佐揚與土耳其外長會晤，并重申了與土耳其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意願。鑒於兩國在納卡問題和歷史問題上的嚴重分歧，此次“地震外交”使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是不現實的，但至少展示了亞美尼亞想要改善雙邊關系的誠意。
第四，加速土耳其與以色列的緩和進程。土以近年來圍繞巴以衝突、叙利亞庫爾德武裝、穆斯林兄弟會等問題發生多次摩擦。2018年5月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激化巴以衝突，導致大量巴勒斯坦人死傷。土方召回駐以大使并驅逐以方大使，以色列則驅逐土耳其駐耶路撒冷總領事，兩國關系陷入低穀。去年8月，土以宣布恢複外交關系。土耳其地震發生之後，以色列順水推舟，派出救援人員前往土耳其參與搜救。2月14日兩國外長還就地震援助和雙邊關系舉行了會晤。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種低政治領域的交往，“地震外交”對於國家間關系的改善及持續性不能被誇大。盡管救災外交可能會在短期內促進敵對國家放下歷史恩怨和利益糾葛，但從長遠來看，其正面影響會隨著災害的緩解、領導人更迭、高級政治的回歸而趨於消解，而原有矛盾會重新回歸外交舞台的主流。“地震外交”作為一種催化劑能否產生作用，取決於國家間的關系互動是否向著良性互動的方向發展。例如，由於經濟環境惡化，土耳其從2021年開始著手改善與其他中東國家（以色列、沙特、阿聯酋、埃及、叙利亞）的關系，因此土耳其與上述國家的“地震外交”是土耳其“緩和外交”的延續，其本身并未創造新“政策議程”。
以土美關系為例，美國也向土耳其提供了援助，但這種人道主義行為并不會改變兩國在叙利亞的基本矛盾。目前大約900名美國士兵仍駐扎在叙利亞，與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結盟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殘餘勢力。美國對庫爾德武裝的支持導致美土關系出現裂痕，多年來土耳其一直指責美國支持“恐怖分子”。當下，土耳其仍未就瑞典、芬蘭加入北約事宜鬆口，而美國也沒有解除對土耳其的軍事制裁。通過在叙北制造一個反政府中心，美國的意圖是動搖俄羅斯在中東的盟友、牽制土耳其和威脅伊朗。由於美國短期內不會改變對庫爾德武裝的支持政策，土美矛盾短期內也就很難解決。＜nextpage＞
大地震還為土歐關系增添了新的難題。地震加劇了叙利亞的人道主義危機，而難民問題則是土歐關系的重要議題。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發表的公告，大地震後叙利亞難民人數將急劇增加，預計530萬民衆將在震後流離失所。新一批災民的湧入將成為歐洲“不能承受之重”，為了避免此種情況發生，歐洲國家勢必尋求土耳其的支持，雙方在難民問題上的博弈將加劇。除此之外，土歐在人權、反恐、入盟、“伊斯蘭恐懼症”等領域皆存在矛盾，這些難題可能會因“地震外交”而懸置，但很難因領導人的友好表態而化解。
并不單純的“救災外交”只是“催化劑”
地震作為一種自然災害具有突發性、急迫性和嚴重性，因此更容易在不同國家的民衆之間催生設身處地的情緒、覺知和理解。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聲稱有能力應對所有的自然災害。在重大自然災害面前，國與國之間的“安全困境”讓位於人與自然的“安全困境”，人道主義精神被激發，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自助（國際關系的“理論硬核”）被因災難而生的“利他主義”所稀釋。
從歷史經驗來看，救災外交——不管是提供援助還是接受援助，通常都會溢出人道主義的範疇，摻雜更多的政治目的，如改善形象、樹立威望、擴大合作等。需要指出的是，通過減災、賑災和人道主義援助而實現雙邊關系改善的案例雖然并不少見，但它更多時候充當的是“催化劑”，其本身難以產生新的“外交倡議”或“政策議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