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以條令法規為牽引，督導能力生成。2020年3月，美空軍條令制定和教育中心發布《空軍條令說明1-20：美國空軍在聯合全域作戰中的作用》，首次將該作戰概念納入條令體系。2020年12月，美國國會發布《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要求國防部長、國防部首席信息官、參聯會副主席和各軍種高級代表每季度向國會兩院軍事委員會匯報“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工作進展、存在問題和解決思路等。
發展前景仍存變數
綜合來看，著眼於大國競爭，美軍推動“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作戰概念，試圖通過構建無人化、智能化作戰的新型網絡，比對手更快地將決策轉化為行動，將信息優勢轉化為聯合全域作戰優勢。
展望未來，該作戰概念的實踐運用面臨不少挑戰。帕克也坦言，美國防部嚴重低估獲取權威數據的重要性，“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計劃一旦實行，美國防部不僅需要可持續的能力、工具和程序來獲取數據，而且需要密集的人力資源支撐體系運行。
此外，外界普遍認為，“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作戰概念存在作戰需求難明確、系統構建難統一、軍種利益難平衡、作戰體系難防護等諸多硬傷，實踐前景仍不明朗。可見，美軍要創建一個真正的“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網絡，消除武器系統之間的兼容衝突，實現跨軍種的聯合協作能力，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
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全域指揮與控制”是美軍繼“網絡中心戰”之後，在聯合作戰領域的又一次“腦洞大開”，且針對俄羅斯等戰略對手的意圖十分突出。未來，該作戰概念是否與20世紀80年代“戰略防禦倡議”（又稱“星球大戰”計劃）一樣，成為美軍“戰略誘騙”的工具，有待持續觀察。
來源：中國國防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