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經濟交流成效
兩岸政治關係上的曲折發展，沒有影響兩岸經濟貿易往來的熱潮，1990年代大陸成為台灣投資的主要地區。21世紀以後大陸經濟高速增長，兩岸貿易額呈現穩定增長態勢，經濟依存度不斷加深。
自1979年大陸提出“三通”倡議以後，兩岸貿易額由1978年的0.5億美元增長並穩定保持在2000億美元以上，2021年兩岸貿易額創歷史新高達到3283.4億美元，且台灣對大陸的出口額達進口額的3-4倍；⑦台灣方面數據顯示，兩岸貿易額在2021年占台灣外貿比重的33%，即大陸已穩居台灣最大貿易順差地和出口市場。台商申請投資大陸項目也由1989年的539個項目增至2020年的5105個，截至2021年底台商投資大陸項目共計123781個，投資額達713.4億美元。⑧此外，台商投資結構不斷優化，高科技含量得到提升。
2023年在大陸多地舉辦兩岸經貿交流與洽談會，台灣工業總會、商業總會、三三企業交流會、工商協進會、兩岸農漁業交流發展投資協會等島內主要工商團體、農漁業界相繼訪陸考察，表達希望對於兩岸經濟深入發展，供應鏈、產業鏈進一步強化的強烈呼聲。
3. 文化與社會交往成效
高等教育已經成為兩岸融合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對推動其他領域的融合發展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撐作用。高校間合作交流緊密，2023年大陸共有412所高校面向台灣同胞招生，較2018年多了108所⑨，福建省與台灣眾多高校簽署500餘份合作交流協議，高教系統科研管理人員赴台展開交流學習纍計三千批次、兩萬人次，⑩兩千多名台灣青年學者在大陸高校任教。此外，媽祖文化、祭孔文化等文化同根同源交流不斷，對打破兩岸文化隔絕狀態發揮重要作用；兩岸同胞同文同種，文化相通，影視劇、流行用語、流行音樂與歌手等流行文化方面實現“雙向奔赴”、“同頻共振”；兩岸體育交流不斷發展，1988年兩岸武術界在福建首次交流，1995年之後轉變為雙向直接交流。2023年亞運會中國台北代表團派出500餘名運動員參賽，創歷史之最。
國台辦公佈的數據顯示，2024年以來台胞辦理一次性和五年期台胞證的人數均有程度不同的增加，從福建口岸入境的台胞同比增加2.6倍。2023年上半年台胞來大陸次數較前一年同比增長七倍，約300萬人次，⑪並且兩岸青年注入鮮活力量成為其中最活躍的群體，體現在暑期交流與文化活動等方面。從2009年至2021年，21個省區市已經批准設立79家海峽兩岸交流基地。2023年海峽兩岸年度漢字評選中，“融”字以最高票數當選，充分反映兩岸民眾的美好願望，也是兩岸融合發展中台灣同胞兩岸融合認同的成果體現。
三、兩岸融合認同的構建與挑戰
（一）概念界定
“認同”（identity）一詞源於拉丁文“idem”，原意為“the same”，16世紀在英語中用於代數和邏輯學領域，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後才在社會科學中流行並普及開來，而後延伸至族群、國家等社會群體概念。認同是社會群體成員在認識和情感上的同化過程，具有穩定的歸屬關係，個體認同可以通過社會互動形成群體認同。
就兩岸融合認同而言，不是族群性或與生俱來的，而是文化性和社會性的歸屬感，是自我認同與社會互動的產物。台灣問題不是民族對抗的範疇，而是中國內戰的結果。民眾作為個體而存在，總是認同特定的群體或把自己作為群體的一部分，並且用自己認同的方式對待群體。經過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人的“台獨”教化，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的認同感降低、敵對情緒明顯上升；連戰、馬英九等人加強與大陸的交流合作，則有利於增進台灣民眾的感情與認同聚合。
（二）兩岸融合認同的要素構建
1. 文化認同
每種文化都有其獨特性與價值系統，能夠為生長在這一文化中的成員所瞭解。文化認同可理解為對社會或個人同群體間共同文化的確認，是社會屬性與文化屬性的集合，體現著特殊取向的價值觀。
達到“心靈契合”是文化認同的重要表現與特徵，台灣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岸之間同根同源存在眾多的文化共識，這些能夠作為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而存在。在定期與不定期的共同活動中集體記憶得到加強，進而影響著對於文化的認同。
文化認同是民族和國家認同的基礎，而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獨特標識，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實際上就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
2. 民族認同
民族認同是一個民族的人民對其自然及文化傾向的認可與共識，這種認同包括對於國族歸屬的認知和情感的依附。在民族認同中存在著原生論和工具論兩種相對立的理論：在原生論看來，能夠維持穩定和延續的因素不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發生變化；而工具論則認為隨著場景的變化，成員會更加傾向於理性選擇。⑫這兩種理論並不是完全對立的，在不同的時期受到人們認同側重點的影響而呈現出不同的重要程度。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民族認同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並且能在社會穩定和持續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⑬；在認同的反復進行中，認同者能夠感受到心理的滿足與行為的互惠。鄧小平曾言：“台灣同大陸統一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感情問題。”在兩岸關係中面對積極與消極的民族認同，就應當充分發揮民族認同的積極性使台灣同胞自發地、主動地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等充滿感情，從而激發其兩岸融合認同。
3. 制度認同
制度是行為的規範或準則，制度認同是公民在價值上對於制度體系的承認與肯定，並自願遵守與維護，內在包含著兩個方面：一是對於價值的肯定，二是將肯定轉化為行動的趨勢與取向。⑭公民認同、權力強制和意識控制等因素會影響人們對於制度的認同，⑮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權力強制和意識控制已不能夠完全奏效，衹有體現公共理性精神的制度，才能夠得到具有理性辨識能力民眾的自覺遵循與認同。
目前兩岸尚未完全統一，而在民進黨“去中國化”政策影響下，重構台灣的“集體記憶”，導致台灣同胞中尤其青年一代對制度認同問題呈現出令人擔憂的“認同混亂”現狀，且無法在短時間內立刻改變。通過加強兩岸之間的往來與融合發展，建立滿足台灣同胞切實需求的利益調節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⑯，循序漸進地重新構建起台灣同胞的制度認同，培養台灣同胞對兩岸融合發展的制度認同感，有助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三）提升台灣民眾兩岸融合認同中的挑戰
1. 文化認同的挑戰
從歷史上來看，1895年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發展成其殖民地，為切斷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聯繫實行一系列“隔絕同化”政策。在日本殖民者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統治之下，幾十年間台灣民眾被迫接受皇民文化，導致“日本情結”的形成與膨脹、台日之間互動加強，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台灣同胞的大陸情結、祖國情結，並直接影響台灣同胞的文化認同感、兩岸認同感。
在此背景下台灣的“本土化”運動發展起來，經過反西方化、反國民黨化，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已經逐漸出現了“反中國化”。民進黨上台後，為了倡導台灣文化主體性，主張台灣文化屬於海洋文化的性質，由漢文化、原住民文化和西班牙、荷蘭、日本、美國的文化所組成，與中國文化的大陸文化有著本質的不同，還鼓吹台灣命運共同體、提倡台語運動。這一系列文化主張中的“去中國化”本質上存在著一種政治動向，企圖“尋求具有健康內涵的現代國民意識”“建立一新的現代化國家”，即“文化台獨”。尤其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期間篡改歷史教科書：通過將中國史大幅精簡併入東亞史中、將“我國”“本國”改成“中國”、弱化殖民統治等肆意抹殺、違逆歷史的行為改變台灣年輕一代的歷史記憶，強化其台灣認同。
2. 民族認同的挑戰
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大陸各省移民大量湧入台灣，極大地影響並融入了台灣社會，被稱為外省人，最終與先住民（原住民）、閩南人與客家人（合稱本省人）共同構成了台灣現代社會的四大族群。這便被“台獨”勢力利用來建構“台灣認同”，用民主、自由、多元化來引導“去中國化”，以消除國民黨政權的表面現象來掩蓋“台獨”的實質。民進黨此時的出現正契合了台灣民眾對自由和民主的向往，憑藉“台灣前途由台灣全體住民決定”的主張贏得台灣民眾的支持。
除此之外，台灣青年世代在民調中顯示出來的中華民族認同感較其他年齡段低，究其原因是台灣青年出生於台灣由威權政體向民主政體轉變的時期，在民主化與自由化進程中深受“台獨”勢力刻意營造的分離意識的影響，且從小接受篡改後的歷史教科書對於中國歷史瞭解較少，由此可能對大陸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離感。對大陸瞭解較少使其蒙蔽在“台獨”勢力編造的謊言中，存在“大陸要吞併台灣”、“打壓台灣”、“絕對不能談判”等刻板印象，對於兩岸同胞的融合發展十分不利，這便可以解釋前文中“去中國化”運動為何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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