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布萊爾內閣的政策進行深入觀察後，就可以發現，雖然這一時期的英國積極融入歐洲防務一體化進程，并希望能够在其中扮演一個核心角色，但是卻并沒有擺脫北約的範疇，更沒有將英國的安全防務與歐洲綁在一起。這就充分說明了英國的對歐政策變化并不是真正的向著歐洲靠攏，而是布萊爾對於英國國際角色調整的一種策略和手段。這一手段的目的是提高英國在歐洲的地位和影響力，而這歸根結底也不過是為了在英美關係中獲得更多的砝碼和杠杆，以提升英國在英美關係中的話語權。⑤因此，布萊爾向歐洲靠攏的策略，并非代表英國大西洋主義的減退，反而是大西洋主義始終主導英國頂層戰略設計的體現。它證明了英國戰後歷屆政府所選擇國際戰略的內核，那便是以一切砝碼平衡英美“特殊關係”，維持英美同盟這一“生命綫”。其後的布朗和卡梅倫內閣等，總體上也并未跳出這一思想的巢窠。
“9·11”事件和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打響，使英國作為“樞紐國家”的角色更加穩固。布什政府繞過聯合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發起軍事行動，歐盟對此存在保留態度。英國政府積極代替美國斡旋歐盟、溝通俄羅斯，調和各方矛盾訴求。也正是由於英國方面的外交努力，歐盟在反恐事務上的態度出現轉變，美國得以建立和維繫一個廣泛的反恐同盟。這正是英國充分運用現實主義外交、利用自身的獨特軟實力杠杆，再次成功維持英美“特殊關係”穩定存續，并在新的“生態位”繼續保留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例證。
三、當代英國脫歐決策與“全球英國”轉型
從前文論述中，大致可以總結出英國的戰略思維特點，其奉行高度的現實主義外交理念，能够因時因勢及時、準確識變應變，善於撬動國際格局和外部環境向符合其戰略利益方向發展。這種特點也折射在其近年來的一系列戰略決策和外交政策之中。2020年1月31日，英國正式脫歐。隨後，2021年3月，英國政府發布《競爭時代的“全球英國”：外交、安全、發展和防務綜合評估報告》，開始擁抱“全球英國”戰略。這一轉型很好地反映了英國一脈相承的對國際戰略與外交的理解，是英國在臨近又一個關鍵歷史時期下為確保自身戰略利益而作出的決斷。
近年來，國際格局逐漸發生了複雜深刻的演變。大國關係逐漸呈現多種複雜矛盾鬥爭交織的複雜形態，競爭與摩擦在國際關係中的比重也開始上浮，零和博弈、地緣政治衝突和國際戰略競爭日趨激烈。為確保自身的重要戰略利益，大國博弈再次成為英國必須關注的重點。但一方面，在歐盟組織中，英國在受到諸多規則限制同時，又缺乏足够的領導力，難以調動起對本國外交議程的切實支持，英國對全球利益的關注也難以收獲歐盟的一致理解；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和矛盾的轉變，英國與法德意等歐洲國家之間就經貿、產業、科技等領域的分歧逐漸加劇，歐盟內部矛盾日漸凸顯，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更對這一趨勢推波助瀾。⑥這無疑堅定了英國繼續推動脫歐、重新向擁有全球利益關切的國家轉型的決策。
英國當前奉行所謂“全球英國”戰略實際上主要針對的就是今後將成為大國關係焦點的“印太”地區。在英國政府於2021年3月發布的《競爭時代的“全球化英國”：安全、國防、發展和外交政策綜合評估》報告中明確指出：“印太”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區之一，是英國海外經濟利益不可忽視的重點地區；而出於“印太”在促進英國貿易和實現“全球英國”戰略中的重要性考量，維護印太地區航行自由對維護英國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⑦這一報告充分表明，“全球英國”戰略下，英國為維護自身國際地位和利益關切，最主要的著力點正是加大在“印太”的存在和擴大介入“印太”事務。英國在這一地區的戰略投入有兩大支柱，其一便是英國自殖民時代開始在“印太”的政治遺產，其二便是英美“特殊關係”框架下英國對美國同盟體系的高度契合。這兩大支柱決定了英國在“印太”的政策總體上呈現著搭乘美國主導霸權秩序的“便車”來提升自身全球地位的特點，其針對“印太”所作的表述和行動同美國高度一致，這也使得當前的英國成了美國“印太戰略”有力的補充和輔助因素。
2021年9月英美澳三國聯合建立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正是英國在“印太”兩大支柱合流的表現之一。對於英國而言，“AUKUS”為其在新形勢下提高在美國盟友體系內的地位提供了寶貴的契機，也為英國在“印太”拓展政治、安全、經濟影響力提供了可供參考範式。英國采取上述決策，是其希望通過堅決向美看齊的表態鞏固其在美國同盟體系中的超然地位，確保其在英美“特殊關係”框架下既得利益的穩定存續乃至進一步拓展。
由此，在戰略上，英國緊跟美國“印太戰略”，加速捲入“印太”。其積極配合美國強化“五眼聯盟”，在2022年6月加入由美國牽頭發起的“藍色太平洋夥伴關係”，又在2023年7月成功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CPTPP）。此外，英國更積極在“印太”地區強化美國域內外盟國間的串聯。2023年1月，蘇納克與岸田文雄簽署《互惠准入協定》，允許兩國在對方國家部署武裝力量。同年11月，蘇納克與尹錫悅舉行雙邊會談，雙方簽署“唐寧街協議”，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全球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并宣稱將在台海、南海、朝鮮半島等地區采取共同一致立場。2024年4月，英國政府宣布將自2025年起與美日在“印太”開展定期聯合軍事演習，并將派出航母打擊群訪問日本。
四、英國近年戰略轉型對中英關係的影響
在戰略部署上緊跟美國捲入“印太”的同時，對“印太戰略”所針對的中國，英國的態度卻不乏搖擺曖昧。近年上台執政的蘇納克政府，既表現出繼續奉行價值觀外交、對華“放狠話”的強硬一面，同時也展現出相對務實并謀求緩和對華關係的一面，呈現明顯的“兩面性”。
蘇納克在當選首相之前曾宣稱中國是英國經濟與安全的“長期頭號威脅”。上任伊始，蘇納克就在與美國總統拜登通話中炒作“中國挑戰”。此後不久，蘇納克更公開強調要采取“強硬實用主義”政策“對抗中國”。其不僅宣布中英兩國“黃金時代”已經結束，還宣稱中國對英國的價值觀和利益都構成了系統性的挑戰。但是，2022年11月第17次G20峰會期間，蘇納克卻又表示，英國重視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鑒於中國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英國必須與中國對話，妥善處理分歧，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此後，蘇納克政府這一搖擺態度更是長期延續，例如其2023年3月發布的更新版《安全、防務與發展外交政策綜合評估報告》將中國定位為“劃時代挑戰”。但2023年4月，英國時任外交大臣克萊弗利卻又在外交政策講話中稱，與中國進行“零和博弈”不明智，強調對華接觸的重要性。5月，蘇納克在七國集團峰會後接受采訪時聲稱，中國是當今全球安全與繁榮的最大挑戰。但他同時也表示，西方不應用“脫鈎”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有必要在一系列問題上與中國接觸。2023年12月5日，英國新任外交大臣卡梅倫在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通話時也表示，當今世界任何一國都無法獨自應對全球性挑戰，英中接觸、合作符合雙方利益。英方致力於發展對華關係，願同中方保持交往。英方贊賞中方支持多邊主義，期待中方在國際地區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
需要認識到，英國政府近期以來在對華關係中持續展現的“兩面性”，究其本質，依然是為穩定英美同盟關係服務的。在實際行動上，英國對美的戰略依附是逐漸加重的，英國在“印太”對美戰略的迎合始終積極。蘇納克政府同樣認為英國正處於一個“國家間激烈競爭的時代”，仍強調“價值觀”對於英國繁榮和安全的意義，仍將與美國的“特殊關係”視為提升英國影響力的關鍵要素，仍將印太地區的戰略地位上升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變化，仍將加強與英聯邦國家的關係作為政策重點之一。⑧在這一大前提下，英國對華的政策內核依然是“接觸”和“遏制”，錨定的外交政策路綫依然是進一步收緊西方陣營間的價值觀捆綁、跟隨美國對華展開的大國競爭。而其刻意在部分涉華議題上展現出同美國立場的微妙差異、尋求穩定可持續的中英關係的舉動，本質上是希望爭取一個具有獨特不可替代性的、能够代表盎格魯—撒克遜小圈子對華斡旋交涉的角色，這一角色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冷戰時期扮演美蘇對話橋梁的英國。英國采取這一姿態的根本目的是希望能够在中英關係中獲得超越其實際國力的議價權和政策空間，并以此為“資產”平衡英美同盟關係，維持其在西方陣營的國際地位。在這樣的戰略考量下，推動中英關係的緩和與穩定對英國政府而言是手段而非目的。
在擁抱“全球英國”戰略後，“印太”已經成為英國實現其國家利益和戰略抱負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區。今後，英國將保持對美國“印太戰略”的從屬和聯動、藉助殖民遺產推動構建更多層級的“印太”夥伴關係、通過區域合作機制渠道不斷強化在“印太”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存在，以提升英國的全球影響力。
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當前英國的戰略利益仍然是依附於美國的霸權體系實現的，大西洋主義始終主導著英國的頂層戰略設計，英美同盟是英國國家戰略命脈所繫。英國為提高自身議價權在涉華議題中的一些曖昧表態無法成為推動中英關係顯著改善的突破口。在可預見的未來，英國的戰略自主都將十分有限，中英關係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取決於中美關係的走向。受制於近年來中美關係緊張衝突面的持續加劇，英國在“印太”的存在將更多地呈現為挑戰而非機遇。
註釋：
①Edward J. Sheehy. The U.S. Navy,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Co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2. p25-70.
②David C. Hawkins. Britain and Malaysia -- Another View: Was the Decision to Withdraw Entirely Voluntary or Was Britain Pushed a Little?. Asian Survey, Vol. 9, No. 7 (1969): 546-562.
③Borsani Davide, A "Special" Crisis?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Invasion of Grenada. Nuova Rivista Storica. Vo.102, No. 3(2018). pp 1039-1061.
④狄會深.重點依托歐洲 強化“特殊關係”──析英國對外戰略的調整[J]，當代世界，2001(04):22-23。
⑤Simon Bulmer. New Labour, New European Policy? Blair, Brown and Utilitarian Supranationalism.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ume 61, No. 4(2008): 597-620.
⑥孫婉璐，英國脫歐的歷史慣性、現實困境與影響[D]，中共中央黨校，2022，第16-42頁。
⑦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GOV.UK. March 2021.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60644e4bd3bf7f0c91eababd/Global_Britain_in_a_Competitive_Age-_the_Integrated_Review_of_Security__Defence__Development_and_Foreign_Policy.pdf
⑧李靖堃，“全球英國”外交戰略：願景、實踐與制約因素[J]，當代世界，2023(08):38-45。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7月號，總第319期，P99-1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