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清代浙江與台灣的政治文化互動與影響 作者：陳玲（舟山），浙江海洋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浙江海洋大學港台僑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大陸與台灣的交往，從史料記載看，始於三國時期；從考古角度看，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本文從赴台的浙籍官員和文人的角度切入，著眼於鄭氏歸順清廷後（1683-1895）的浙台交往。浙江對台灣給予了巨大的幫助，浙籍人士對台灣的發展尤其是台灣進入近代化有著一定貢獻，浙籍官員不僅參與了台灣的治理，推動了台灣社會的穩定向前，而且促進了兩地文化風俗、習慣語言、技術經驗等多方面的融合交流。台灣得到了包括浙江在內的祖國大陸的關懷和愛護，台灣人民受到了祖國大陸人民的關照和支持，清統治者真實負起過開發和治理台灣的責任。
浙江與台灣的關係源遠流長，早在三國時期的公元230年，孫權派將軍衛溫等人從浙江台州的章安港出發遠航台灣（古稱夷州），這是史料中大陸官員到達台灣的最早記錄。隋朝時，隋煬帝幾次令人經浙江舟山群島海域征伐流求（今台灣或琉球一帶）。〔1〕作為系列研究的一個部分，本文著眼於1683-1895年即清廷收復台灣至被日本侵占的212年中的浙台交往，重點關注浙江對台灣的支援。
首先，大量浙籍官員赴台開發和治理，為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其次，浙籍文官和寓台文人在台留下大量詩文、府志等，繁榮了台灣文學，濃郁了文化氛圍。不少史料如《清史紀事本末》、《清續文獻通考》、《東華錄》記載了台灣和浙江在政治管理和軍事海防上的交流協作；《台灣府志》、《重修台灣府志》、《清史稿》列傳記錄了浙台交往翔實豐富的細節；《台灣文化概論》、《台灣文學史》提供了浙江人在台灣的思想文化活動的史實。浙台交往展現了政府重視對台灣的治理，台灣始終受到祖國大陸的關懷與愛護。
一、清廷對台治理與浙台兩地官員交流
派遣官員，穩定社會秩序，對台灣進行積極的開發和治理，是清廷收復台灣後的首要措施。清廷重視台灣，從派駐的浙籍官員出身中一覽無餘，幾乎都是監生、貢生、舉人或進士；清廷重視台灣，因此台灣的最高軍事指揮官為台灣鎮總兵，與浙江定海鎮總兵、廣東南澳鎮總兵一樣位列全國“最要缺”總兵行列。
當時的台灣相較於浙江，條件艱困很多，因此朝廷對派駐台灣的官員實施獎勵升遷制度，以鼓勵更多的官員赴任。康熙三十年（1691）頒令“台灣各官自道員以下，教職以上，俱照廣西南寧等府之例，將品級相當現任官員內揀選調補，三年俸滿即升，如無品級相當堪調之員，仍歸部選，著為令”。〔2〕雍正七年（1729）又規定台灣各級官員任滿2年半即內調，政績優著者准加級，稱職者准加一級，以示鼓勵。乾隆八年，奉旨增加（薪）養廉。〔3〕
1683-1895年間，浙江籍人士擔任過台灣巡台御史、道員、知府、知縣等主印文官的共132人次。〔4〕其中康熙年間3人次，雍正年間6人次、乾隆年間45人次，嘉慶年間9人次，道光、咸豐、同治年間22人次，光緒元年至建省前22人次，建省後25人次。〔5〕主印文官之外，還有同知、通判、縣丞、典史等負責輔佐主印文官的佐貳文官。這些浙籍官員來自浙江省20多個縣區。康熙年間台灣的行政區劃為一府三縣，即台灣府、台灣縣、鳳山縣和諸羅縣，後來演變為一府四縣二廳、一府四縣三廳、二府八縣四廳、三府一直隸州十一縣三廳。行政區劃的改變影響著官員的編制情況。
另一份資料顯示：1683-1895年間，清代赴台文職官員1700人、武職2000人以上，其中浙江籍文職官員247人、武職80人，共327人，其中各方志收有傳記者（包括流寓）40人。〔6〕在80位浙籍赴台武職官員中，超過四分之三的集中於康熙乾隆年間，247位浙籍赴台文職官員中的一半左右集中於康熙乾隆年間。但這份資料上的文職官員缺失了部分主印文官。
浙江人去台灣任職，台灣人則來浙江任職，浙台官員的交流是浙台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台灣嘉義人王得祿，自1808年任福建提督，1820年任浙江提督；1868年宜蘭進士楊士芳官派浙江知縣；1871年鳳山縣進士張維垣任浙江遂昌知縣……這種地方官迴避本籍制度，對各省市人民之間的溝通、交流交往有重大意義，也是促進不同族群團結友愛、相互融合的一種有效方式。
（一）堅守原則愛民如子的浙籍官員
浙籍官員在任期內，為台灣或制定規章，或整頓吏治，或著力教化，或引導生產，是帶領台灣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俞兆岳（1672-1738），浙江海寧人，康熙五十三年任台灣縣知縣。他嚴格要求自己，上任初期就給自己立下三規矩，讓民衆見證了他的決心和信仰。“甫下車，立三誓於城隍廟。三誓者，勿貪財，勿畏勢，勿徇人情也。實心實證，始終不渝。每巡行村落，問民疾苦，如家人父子。”〔7〕
方邦基（？-1750），浙江仁和人，雍正十三年任鳳山縣知縣。他體恤民情，貼心為民做主，“請減重賦，免浮糧，民番感之。有貧不能娶者，妻母欲令其女改適，訟於縣，為擇吉捐資，相其夫，往迎之。遂得完娶。”他堅定維護社會安定，保衛民衆利益，“有習水積匪，常入海竊斷商船椗索，痛懲之。獲慣匪，下獄禁錮，民得安枕”。他嚴於律己，“收放糧餉，分毫不染”。〔8〕
錢琦（1709－1790），浙江仁和人。乾隆十六年（1751）調任巡台御史。處理過台灣島內原住民間的矛盾。當時對當地居民稱呼有兩種：住在山中的叫“生番”或“野番”；住在平地的叫“熟番”或“土番”。按照舊例，生番殺人，“地有官處分，比熟番加重”。彰化生番殺內凹莊兵民二十九人，錢琦根據實情上奏，而當時的總督上奏的情況和錢琦所述不同，清廷責其復奏。有人權勸錢琦將奏章修改一下，錢琦執意按照實情上奏。錢琦在面對與自己施政觀念不同的台灣風俗時，堅持了自己的原則。此外，錢氏的詩作“蜚聲藝苑，傳播東瀛”〔9〕，其中《泛海歌》最為著名，全詩八十八句，也是康乾時期浙人描寫台灣最長的詩作之一。
程起鶚，浙江山陰人，光緒十二年任台灣知府。任知府期間，社會動蕩，官民嫌隙易生，程起鶚擒治罪惡者，赦免疑者，同時部分百姓認為官員丈量田地不公，於是程允許百姓比照嘉義的沙田，分三等改正，於是人心始安。光緒十六年大暴雨，民衆受災嚴重，他就給百姓免除租稅，其他比如撥租田、充實書院膏火、抽洋樂捐、助育嬰堂經費等，見諸多善政，百姓都歌頌之。〔10〕過世時，百姓們紛紛要求巡撫建祠祭祀他。
張湄，浙江錢塘人，巡台御史。在台二年餘政績卓著，民生方面平抑米價嚴查冒籍，教育方面改革考試設立考棚，頗重文教。此外，他著有吟咏風物之作《瀛壖百咏》和《台灣雜感》等詩，真實記錄了台灣風物之異和當時風俗。
（二）為穩定社會秩序、保護民衆福祉而犧牲的浙籍官員
清代統治台灣的212年間，台灣社會發生過多起民變事件，其中四次民變事件波及範圍廣，破壞性強，後果嚴重。同時，大陸的漢人大量移居台灣，1735-1782年間，漢族移居台灣幾乎以每年一萬人的速率在增加，尤其是移民台灣的政策在1788年全面放開後，1811年在台的漢人迅速增加到194萬人。龐大的移民群體給台灣社會增加很大的管理壓力，并衍生諸多社會事端。〔11〕
1787年林爽文率衆發生民變。在這起事件中，多位浙籍官員犧牲。孫景燧，浙江海鹽人，乾隆四十九年任台灣知府。“素有政聲，為民頌祝。11月，彰化林爽文帶領民變，台彭道勇委景燧領兵來彰剿捕。賊素聞景燧得民心，擁景燧至演武廳，不即加害，尊禮求降。景燧怒罵唾之。斥以大義，聲色俱厲，賊知義不可屈，殺之。”〔12〕除了孫景燧的戰而不屈、寧死不降，在這起民變事件中遇難的還有：楊紹裘，浙江余姚人，海防同知；俞峻，浙江臨安人，彰化知縣；馮啓宗，浙江山陰人，鹿仔港巡檢兼彰化縣典史；王隽，浙江仁和人，任北路理番同知；陳聖傳，浙江山陰人，羅漢門縣丞……〔13〕這起民變事件範圍波及非常廣，閩浙總督常青也帶領手下參與了圍剿。
除了民變事件，浙籍官員在維護台灣社會穩定與安全上的其他事件也不少。如史謙，浙江山陰人，因公殉職；如秋曰覲，浙江山陰人，與賊作戰遇害……浙籍官員用信仰和生命，保障著台灣社會的安定，也保衛著人民的幸福生活。
（三）非浙籍但與浙江有淵源的武將
早期在收復台灣的戰鬥中，湧現過一批曾在浙江任職的官員，他們與浙江有深厚淵源，將浙江經驗帶入了收復台灣、治理台灣中。
李之芳（1622—1694），山東人，曾任浙江金華府推官，康熙年間，以兵部侍郎的身份總督浙江軍務。在浙江平叛後目睹了因戰亂而導致的民不聊生，先後四次上書請求減免浙江賦稅。1682年，升任了兵部尚書後的他積極向康熙皇帝提供了攻打台灣的建議。1683年5月，李之芳命施琅攻台灣，并成功收復。
藍理（1648—1719），福建漳浦人,主要功業在浙江平定叛亂、收復台灣等。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任福建水師提督征伐台灣，藍理為前鋒。這場戰爭打得相當慘烈。康熙皇帝賞識其英勇，命藍理為浙江督軍，并譽他為“平台首功”。現今在浙江定海的西大街，他任定海總兵時的“藍府”是一處知名的人文景點。
藍廷珍（1663－1730），如果說藍理身上展現的對台交往是以“收台”為主，那麼其侄孫藍廷珍這代人除了“收台”更有“治台”。他任過浙江定海營把總，戰功卓著。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民變爆發，藍廷珍上書自薦，與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出師台灣。七日內即收復台灣府治，半月內平定全台。〔14〕此後，藍廷珍留守台灣，接替施世驃署理提督職務。1722年，擔任台灣總兵官。他對台灣百姓施以教化，鼓勵開墾，推行保甲、團練制，使清廷對台之策大為改觀，為台灣的開發建設及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15〕
二、浙籍文官和寓台文人促進了台灣的文化藝術發展
清代初期，台灣社會文風不盛，武風頗盛。但到了晚清，則是文風頗盛，武風落後。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一）通過科舉考試的人日漸增多。清廷在台灣推行的科舉考試制度中，給予了台灣青年更多秀才名額、舉人和進士的保障名額，給予更多上進的機會，也是激勵台灣百姓心向朝廷并把社會推向文明的有效舉措。到1895年，全台約有2500名秀才和120名左右的舉人。
（二）不少文職官員著書修志。浙籍文官留下作品的不少，如巡台御史范咸，浙江仁和人，1745年任職，與人合纂《重修台灣府志》等；如余文儀，浙江諸暨人，乾隆二十九年任台灣道員，博學能詩，續修《台灣府志》26卷，著有《嘉樹堂集》。
浙籍官員的作品展現了同屬一家的親近感。以范咸版本的《重修台灣府志》為例，其序言中就有台灣“俗易風移，駸駸乎有中土之習；大化涵濡，於是為深且厚矣……政理既已浹和，爰取舊志而重修之，勒成若干卷，屬序於余”〔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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