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調整研究 作者：謝若初（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講師、法學博士、碩士生導師；趙海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
【摘要】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中的消極因素顯著增加。菅義偉、岸田文雄兩任首相不僅通過放任政要竄訪台灣、加強“日台”實質性安全合作等手段持續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日台”關係“官方化”，還不斷以台灣問題為抓手拉攏歐美等國家構建“遏華”聯盟。此類行徑一方面導致日本“一中”政策進一步空心化，另一方面更使得中日關係及地區形勢面臨空前嚴峻考驗。通過對以上新動向的分析，不難發現日本此番調整對台政策的國際體系壓力，主要來自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消極表現；國內變量則主要包括日本政界根深蒂固的“台灣幫”勢力、日本戰略文化中的“台灣情結”，以及安倍晉三、岸田文雄等典型“親台”領導人的助推。作為日本消極調整對台政策的國際結果，不僅中日關係或將趨於惡化，甚至傷及根基，地區和平與穩定也將遭受嚴重威脅。
以2021年4月“日美首腦聯合聲明”時隔52年再次染指台灣問題為標志，日本對台政策由相對謹慎，開始向“以台遏華”，甚至不惜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和既有涉台承諾的危險方向調整。
就中日關係而言，妥善處理台灣問題是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原點，事關雙邊關係政治基礎和兩國間基本信義；日本與中國台灣省之間的關係，僅是隸屬於中日關係的非官方關係。但在日本外交政策體系中，對台政策卻長期受到來自國內外、各層級、多方面因素影響，兩面性與曖昧性特徵顯著。戰後中日關係之所以幾經波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搖擺與投機。研究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的多重變化，既是對日本對台政策及其所折射出的日本對華政策調整展開的學術性考察，也是站在國家利益、安全角度對“台獨”分裂勢力以日本為主要抓手“挾洋謀獨”之勢日盛這一現實問題的分析。
針對日本對台政策，學界已進行了長期研究并產生了諸多成果。既有對特定時期日本對台政策的研究，也有針對相關國內外因素及因果互動關係的考察。本文正是以此類成果為基礎，對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新動向進行研究。
一、從菅義偉到岸田文雄：日本對台政策調整新動向
所謂“後安倍時代”，指的是安倍晉三結束日本憲政史上最長首相執政任期後，繼任者在深受其政治遺產影響的同時，推動日本內外政策調整與變化的特殊歷史時期。由於此一時期擔任首相的菅義偉、岸田文雄均出身自民黨，并在安倍時期擔任要職，故其對台政策調整既在大方向上與安倍保持一致，又在內外因素的作用下呈現各自特徵。
（一）菅義偉政權：公然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
對基本繼承安倍外交政策的菅義偉政權而言，其公然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舉措既是對安倍執政後期對台政策的延續與發展，也是在台灣問題上對任期內國內外形勢變化作出的回應。
菅政權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主要表現為頻繁在國際社會炒作台灣問題，并多次向“台獨”勢力釋放錯誤信號。除多次積極配合、游說美西方國家插手台灣問題，在奧運會開幕式入場順序上暗中支持“台獨”外，菅義偉還曾在國會稱台灣為“國家”，并在《防衛白皮書》中通過另設章節方式大搞“一中一台”，將台海局勢與日本安全利益進行捆綁。①
由此可知，菅政權雖相對短命，但其涉台言行可被視為是日本“一中”政策進一步空心化的開端。②這不僅意味著日本再次將台灣問題當作實現自身戰略目標的重要抓手，進而大大增加了動搖中日關係根基的戰略風險，還使得以民進黨當局為首的“台獨”勢力“挾洋謀獨”氣焰日盛。
（二）岸田文雄政權：掀起實質性提升“日台關係”新高潮
作為日本任職時間最長的外相，岸田文雄在台灣問題上的兩面性更為明顯。在中日首腦會談等雙邊場合，岸田承諾將恪守既有對台承諾；但在其他場合，其在進一步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同時，不斷謀求實質提升“日台關係”，積極為未來進一步深度介入台灣問題做準備。
從時間維度看，早在競選總裁期間，岸田就曾將台灣視為“中美對峙前綫”及“接下來的大問題”，③表現出對台灣問題的高度關注。就任首相後，台灣問題更成為岸田政府頻頻加以利用的重要議題。從空間維度看，岸田主要通過外交渠道，以“中國威脅”及“共同價值觀”為藉口，進一步擴大“以台遏華”聯盟，不斷推進台灣問題“國際化”。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岸田一方面極力炒作“今日烏克蘭就是明日東亞”之謬論，妄圖通過將中國內政問題與俄烏雙邊問題混為一談，實現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目的；另一方面則持續在國際場合加大炒作台灣問題的力度，謀求利用外交壓力及軍事威懾迫使中國大陸放棄動武選項。從領域維度看，岸田試圖通過加強全方位合作，實質性提升“日台關係”。經貿領域，岸田曾多次歡迎台灣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軍事及情報領域，不僅日本、台灣防衛和情報部門已建立電話聯絡渠道，日本更於2023年時隔20年首次派遣現役自衛隊文官以強化情報搜集等體系為由常駐台灣。④
凡此均可證明，台灣問題已成為岸田政府推動外交、安保領域政策的重要藉口與抓手。通過炒作台灣問題，日本既可以將南海、東海、台海“三海”問題進行捆綁，從而擴大美國對日安全承諾範圍及介入地區事務力度，同時，通過渲染“中國威脅”，進一步為自身軍力發展鬆綁；也可以肆意高舉意識形態大旗與美國一道大搞集團對抗，以彰顯其在“重大地區問題”上的影響力，為成為“政治大國”積纍資本。
二、影響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的內外因素分析
一般認為，美國是影響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的首要因素，有觀點甚至將其消極的變化直接歸因於美國。但同樣面對美國壓力，大多數國家均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這就證明造成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消極調整的原因不僅僅來自美國，亦深受日本國內因素的影響。絕不能簡單、武斷地在台灣問題上將日本對台政策變化視作美國對台政策變化的附屬品。
（一）美國對台政策日趨消極
受美國單獨占領的特殊歷史因素影響，戰後日本外交長期呈現追隨美國的特徵。美國對台政策變化是引發日本消極調整對台政策的主要外部刺激。
從時間及政策邏輯上看，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政策深受特朗普、拜登政府影響。作為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負面影響的主要表現之一，其從“一個中國政策”、“威懾戰略”、“雙軌策略”三個層面深度調整對台政策，并加快推動美台“官方關係”和“準同盟關係”。⑤此類舉措突破了美國既往對華政策下限，開了極其惡劣的先例，為美國開展對華競爭與對抗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選項和手段。⑥作為其延續與發展，拜登政府加緊實質性提升美台在戰略、政治、法律、安全、軍事與經濟等領域的關係，使一個中國政策進一步“空心化”，同時更加注重聯合盟友干涉台灣問題。⑦上台以來，拜登政府不僅先後12次批准對台軍售，超過特朗普；更相繼通過了一系列涉台惡法。同時，以應對可能發生在台海地區的衝突為由，美日聯合行動正“呈指數級增長”；拜登政府甚至同意台軍赴美參加軍事演習。作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大開歷史倒車的最直觀表現，至少有37名美國會議員於2022年竄訪台灣，創下了十年以來的最高記錄。⑧其中就包括時隔25年再開美國在任衆議院議長竄台惡例、險些引發“第四次台海危機”的佩洛西。面對以上美國對台政策的消極變化，無論是受限於“美主日從”關係，還是為博取美國青睞、換取在其全球霸權體系中的有利地位，日本很難不亦步亦趨。
（二）日本政界“台灣幫”勢力根深蒂固
日本政界長期存在著一股被稱作“台灣幫”的“親台”勢力。其是以蔣介石敗退台灣時組建的日本軍事顧問組織“白團”為紐帶，通過利用巨額資金拉攏戰前官僚、財閥、政治家形成的。中日復交後，“台灣幫”并未從日本政壇消失，反而為了集聚親台勢力，紛紛成立各種團體，進行更為制度化、程序化、規範化的有組織活動⑨。特別是在冷戰後日本政治右傾化趨勢日漸明顯的大背景下，“台灣幫”不僅從自民黨擴散至朝野各政黨，更隨著自民黨右派勢力的壯大，增強了影響日本政局及對外政策的能力。⑩有觀點甚至認為：由於主要對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內派系和領導機構施加影響，其影響力已遠超美國的“台灣幫”。⑪目前，“台灣幫”主要以超黨派國會議員聯盟“日華議員懇談會”為據點。作為“日本國會中最大的跨黨派親台組織和對台政治交往的主要渠道”，⑫其規模長年維持在250至300人左右；成員遍布日本朝野，其中不乏茂木敏充、高市早苗等知名政客。
憑藉廣泛人脈，“台灣幫”得以作為壓力團體影響後安倍時代日本對台決策。其近年來不僅多次推動國會通過支持“台獨”決議、鼓吹政府出台日本版“與台灣關係法”，還與台灣民進黨當局頻繁互動。2021年8月27日，自民黨和民進黨代表首次召開綫上“外交防衛政策意見交流會”，即所謂“執政黨”版“2+2”會談，商討遏制中國議題。自民黨政調會會長萩生田光一、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等高層也先後竄訪台灣，不斷提升竄台政客級別。由此足見，“台灣幫”已再次具備推動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挑戰中國底綫的影響力。其將成為未來推動日本從立法、行政等方面介入台灣問題的主要壓力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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