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為，上述三項融合發展，難度階梯式上升，標誌著中評社、中評智庫的融合發展實踐，從政策、工作、理論領域首次踏足科學領域，他相信這是中評建立26年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飛躍，也是中評大踏步跟上人工智能新時代的關鍵一招。
作為“哲學”的融合發展
束沐表示，“學哲學、用哲學”，要以辯證思維、底線思維、區間思維、周期思維，來看待形勢，並運用到具體工作中。他說，融合發展本身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辯證思維，成為近年來他個人學習、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體現為三個理論構思：
第一，提出“兩個空間論”與“重叠空間”概念。總書記在2019年1·2講話中指出，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他將其概括為“兩個空間論”，並提出“創造空間是促統的方法論、處理好涉台紅灰黑三種空間的關係、兩岸在新的重叠空間內進行制度融合實驗”等主張。
第二，在“兩個空間論”基礎上，提出“融合第三制”。束沐表示，“兩個空間論”經過融合發展思想洗滌後，產生了共構“重叠空間”、“第三空間”的創新概念，並借鑒大灣區融合實踐經驗，進一步抽象為“融合第三制”，體現了圓融共生的傳統文化思想，也是汪道涵先生“共同締造論”的繼承與發展。
第三，貫徹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煉兩岸關係“融合史觀”。束沐認為，北京“習馬會”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論述，以“融合史觀”理順和貫通了傳統兩岸關係話語體系中的內戰、反帝、文化、現代化四種史觀。在“融合史觀”視域下，解決台灣問題是千年來中華民族內部各群體通過交流交往交融走向大一統的“歷史再現”；融合發展是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優路徑，也是貫穿統一前、統一後的主題；“多元一體”是兩岸融合發展的最鮮明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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