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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花崗外》在2021年即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際推出內地簡體增訂版，是對辛亥革命之共和主義的獨特紀念，是對孫中山革命精神與革命烈士群體的誠摯禮贊，更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式現代化艱難歷程的學術鈎沉與道義重估。 |
中評社香港2月27日電／《黃花崗外》的革命鈎沉與道義重估
作者：田飛龍（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黃花崗外》，這本書的名字很吸引人，提示了一種獨特的歷史聯想與思考方式：黃花崗起義是孫中山共和革命成功之前的最後一次“失敗”，是最終成功的關鍵階梯和推力，黃花崗內的烈士、事跡、記憶和意義，其來由和定數在黃花崗外。廖書蘭女士的《黃花崗外》在2021年即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際推出內地簡體增訂版，是對辛亥革命之共和主義的獨特紀念，是對孫中山革命精神與革命烈士群體的誠摯禮贊，更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國式現代化艱難歷程的學術鈎沉與道義重估。辛亥革命是中國現代史的里程碑，是共和主義價值和政治進程的轉折點，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關鍵塑造時刻，而孫中山及其主義、政黨、起義、犧牲與道德人格之展現，實在是中華民族現代奮鬥史的精彩華章。
黃花崗在該書中成了一種精神象徵，一種革命之犧牲、美德與意義的歷史凝結，一種革命者之歷史圖騰。廖書蘭女士要給我們展示的是，這樣一種精神是如何在晚清大變局之際形成和定格的，革命黨為何能夠做到屢敗屢戰，死不旋踵，奠基共和，開創現代中國。這是一個關乎現代中國之形成的重大學術命題，各學科之研究汗牛充棟，觀點與立場紛呈，《黃花崗外》有何獨特性及思想價值，能夠在此類研究中獨樹一幟呢？通讀全書，筆者以為如下因素成就了該書之學術與思想意義：
其一，作者旅居港台的長期生活經驗及作為歷史專欄作家的豐富履歷，造成了對港台與中國整體革命史深切互動關係的內在觀察和心得，孫中山及其共和革命是其中最顯著的連接點，作者循此連接點深挖成書，功夫用對。
其二，作者具有相對開闊的國際視野、文學敏感性與較為成熟的歷史文獻處理方法，選擇黃世仲的《黨人碑》（1907）為主要研究文本，從辛亥革命史的在場人物和敘事中尋覓歷史之真相和精神之生動細節，並能基於客觀之學術和歷史研究者立場加以評判，肯定中有商榷、解釋和補缺，顯示學術嚴謹性和客觀公正史觀。
其三，一手資料的窮盡搜索和歷史過程的細節復盤。作者通過港台及海外聯繫廣泛搜集主題文獻和一手珍貴資料，既有獨家復印自大英博物館等處的歷史珍稀文件與檔案，也有大量訪談整理而成的可靠歷史素材，還有通過國際學術研討會和中國史研究專家等途徑而匯集的學術研究文獻，這些為該書的學術基礎提供了關鍵支撐。
其四，作者的情感投入和對孫中山精神、共和革命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殷切期許，書中細節每每折射出作者的學術工匠精神和細致打磨的思想品性，是極度用心呈現於世的歷史文學研究佳作。
《黃花崗外》以黃世仲的革命小說《黨人碑》為中心敘事線索展開。如果說孫中山是廖女士的政治偶像，黃世仲則屬於其思想偶像。廖女士和黃世仲均為港台範疇的專欄作家，有著以筆入世的志向和成就。“妙手著文章”反映了他們共同的心跡。這也是為什麼廖女士對《黨人碑》如此鐘情和傾心研究的因由。《黨人碑》有著重要的革命文學地位和革命精神動員的政治功效。1907年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處於低潮，孫中山的黨內地位受到一定挑戰，革命起義屢戰屢敗導致了革命陣營內部意見分歧，意志低落，內爭激化。黃世仲深度參與並忠誠於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業，以其獨特且具影響力的方式大量撰寫革命政論文章和革命小說，全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大業。政論文是直接的輿論武器，應急論辯，爭奪政治話語權和社會文化領導權，這一鬥爭在內地、港台和海外激烈進行著。革命小說則更具民眾普及性和影響力，以典型人物的批判性書寫及歷史事件的導向性敘述為主，潛移默化地開展思想文化鬥爭，為革命意識形態和政治事業服務。在革命低潮時，在革命理想受挫和革命事業前景晦暗時，革命領袖自身的堅持和呼籲固然重要，革命同道者的“樹碑立傳”也不可或缺。《黨人碑》就是起到這樣的歷史性作用：以孫中山領導的廣州首義（1895年）之歷史鈎沉和人物評判為線索，廣泛觸及晚清之際兩條路線、兩股勢力即革命黨和保皇黨的思想與政治鬥爭，明確褒揚孫中山的領袖品質與革命思想的正確性，明確貶斥康有為的保皇路線及其投機性和歷史反動性。1895年也是中國現代化的分水嶺，甲午戰敗深度動搖清廷統治根基，為變法或革命提供歷史與政治空間，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陡然加速。康有為“公車上書”啟動了君主立憲的變法進程，相對清廷專制體制有歷史進步性，但最終遭受政治挫折並催生了康有為的海外保皇運動，與民主革命路線對抗。孫中山以民主共和思想為革命確立合法性，以香港為基地建立革命組織及策劃革命起義，堅決走暴力革命與民主共和道路，最終推翻清廷而建立亞洲之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具有開創歷史的重大意義。《黨人碑》試圖喚醒和傳播的正是孫中山共和主義革命的道義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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