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曉軍說，改變當時骨髓移植只能全相合的事實很難，改變國際血液學界的通行做法和理念更難。這一過程並不像捅破一層窗戶紙那麼簡單，涉及一系列關鍵技術的開發和改進，還需要掌握和使用國際科研標準與方法學。
他說，針對四面八方的質疑，他和團隊圍繞半相合移植，從預防治療、抗宿主病到復發應對，進行了大量工作。他們首先帶動了天津、蘇州、廣州等地全國同行的參與，進行多中心、前瞻性循證研究，同時持續發聲，不斷在國際血液學界發表論文和進行學術交流，證明半相合療法與全相合的療效等同，患者生活質量甚至可能更好。
“為什麼能得到世界公認？就是我們面對質疑做了很多，在全國同行的幫助下說服了全世界。”黃曉軍說。
“我是發動機”，他這樣形容自己對開創和推廣全球半相合移植治療血液病的貢獻。
總結創新經驗，黃曉軍說，一路走來，國際同行的質疑、挑剔，甚至不信任，既是挑戰，也是幫助，尤其帶來方法學的進步。科學有其基本邏輯、基本方法和基本標準，任何創新也都有其局限和時限。如果沒有國際交流，創新停留於自身，很可能曇花一現，活力難以持久。
在他看來，年輕醫生需要堅持從臨床第一線基礎工作做起；需要學會快速找到和瞭解問題；需要提升包括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在內的科學能力；還需要“秉持這樣的想法：我也是全球進步的貢獻者，要對中國人的健康，對全人類的健康做貢獻”。
黃曉軍今年60歲。從1987年進入北大人民醫院，他已當了37年臨床醫生，迄今仍每周堅持兩個半天門診，到三個不同住院病區查房。“我每天基本上大部分時間在臨床，”他說，“臨床醫生始終是我對自己的定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