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經略治理的歷史確證
朔方郡修築之後，漢武帝開始大規模從內地“移民實邊”，邊地人口熾盛。《史記·平准書》載：“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漢書·地理志》：“朔方郡……戶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後漢書·郡國五》載：“朔方郡……戶千九百八十七，口七千八百四十三。”從上述三組數據可以看出，漢朝從關中等地移民實邊的人口數量龐大。在匈奴逐漸南歸漢朝之後，大量匈奴部眾也來到河套之地，充實朔方。當時的朔方郡可謂人丁興旺。
為了發展朔方郡的社會經濟，漢朝還於此設立鹽官，興修水利。朔方郡內有金連鹽澤、青鹽澤等鹽澤，漢朝設立了鹽官以規範鹽務。此外，還積極興修水利，開發黃河水利資源。《史記·河渠書》載：“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穀以溉田。”同時，還組織兵民屯墾戍邊，元鼎年間（公元前116年至公元前111年）“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史記·平准書）》。呼和浩特博物院藏有一枚漢代“朔方農丞”的青銅官印，便是漢代在朔方“開田官”的實物證明。加之歸附漢朝的匈奴牧民，河套地區真正實現了農牧繁盛。到西漢末年，河套之地“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朔方郡得到大規模開發，民殷物豐。
河套之地興修水利等諸多措施，使得此地農業屯墾發展興盛，經濟生產迅速發展起來。隨著漢匈之間的戰亂逐漸平息，“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長久的邊關和平，進一步促進了河套地區人口的繁盛和農業生產的發達。《漢書·匈奴傳》記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漢宣帝賞賜呼韓邪單於“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約合今天二百餘萬斤的“邊穀”，應是邊地所產，可見邊地農業生產積累之盛。
河套之地的物質殷實也表現在墓葬方面，從補隆淖古城（臨戎縣城）、陶升井古城（三封縣城）和保爾浩特古城（窳渾縣城）的墓葬發掘可以看到，此時墓葬數量多，用材講究，整齊劃一，且大多系夫妻合葬，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穩定。同時，成套的隨葬品和大量裝有穀、黍的倉儲器，如圓倉、方倉、樽、鴞壺等，特別是有持戟衛士把守倉門的長方形糧倉，則充分表現出當時農業生產的發達程度。這時，游牧於漢地北邊的部分匈奴人開始進入漢朝郡縣，承擔起庖廚等家內雜務。臨戎、三封、窳渾的墓葬中，常見有庖廚、打水的胡人俑，也證實了這點。由此可知，東漢時較為普遍的漢匈雜居現象，在西漢晚期可能已經存在了。經百餘年農墾發展，漢朔方郡所在河套地區邊境安寧，經濟繁榮。雖經王莽改制、盧芳割據的動亂，但自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附漢後，北部邊塞又出現了“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後漢書》）的安定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