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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移民由閩遷台，多以家族組織形式進行。 |
中評社╱題：早期大陸遷台家族的資本積纍與本土身份建構──以清初遷台的浯江鄭氏家族為例 作者：胡嬌陽（漳州），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摘要】明清之交，內地遷台家族“本土化”並獲得生存資源的途徑各異，浯江鄭用錫家族圍墾並以“文”建構在台家族世系，復興詩禮之教，再造中華傳統，完成了本地地望身份塑造。
明末清初移民由閩遷台，多以家族組織形式進行。適應本地環境以求生存，成為其獲取遷入地本土資源、不斷重構新身份並締造制度合理性的過程。家族原有的生存途徑、社會背景，與移民後在新區域重新獲取社會資源的方式往往大相徑庭，新的本土條件左右著家族移民的生存選擇。
從根本上說，身份是個體人群標識其自身的符號或其擁有的獨特氣質和社會內涵。經典的身份理論認為，身份是一種常駐不變的“人格狀態”，人們一旦從社會獲得了某種身份，也意味著他獲得了與此身份相適應的種種社會權力。但愛德華·賽義德認為，“身份決非靜止的東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建構的歷史、社會、學術和政治過程”〔1〕。移民家族本土化過程中的世系建構也不例外，且更多地體現了新環境社會要素發揮的塑造功能。明末清初遷台的鄭用錫家族即是如此。
一、遷徙入台，墾讀立業
《浯江鄭氏族譜序》載，浯江鄭氏世籍閩，清初由漳浦遷金門，再遷新竹，皆閩地也〔2〕。另有鄭氏五世裔孫用鑒所撰家譜序稱，“……明鼎革時，人民遷徙紛紛。族中伯叔相傳，弼公自仙游遷居漳浦，子姓繁衍，第三房分住官任之田中央新樓仔漳浦之石壁、東坑二處，宗親皆為懷仁祖所出，世遠年湮，信疑莫必夫”〔3〕。可見，鄭氏家族遷台前，由莆田仙游遷入漳州府漳浦縣。
明末清初，鄭成功揭反清復明大旗，台、廈、漳、泉即為戎馬之郊。二世祖懷仁公於康熙十四年(1675)自漳浦遷居金門，單傳一子世輝，派衍五房，長房國周、次房國漢、三房國晉、四房國唐和五房國慶。康熙二年（1663）底，清兵攻佔金門，嚴令遷界，金門鞠為空城。迄至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據閩反清，遣使赴台結援，鄭經復返金門，原遭遷界之民，陸續返回。離亂之間，城郭虛廢，鄭氏門祚衰微。
金浯蕞爾小島，風沙苦寒，僅操耕海鬻販為事。《家乘》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國慶攜國唐子崇和、崇吉兄弟初遷台居後壟（今苗栗縣後壟鎮）。乾隆二十五年（1760）國晉、國漢與子侄遷居竹塹（今新竹），墾殖立業。崇和子鄭用錫《本族譜序》言，“迨至我父，有志詩書，竊奉先公家訓，屢試不酬，且遭凶饉，又與三伯及叔祖渡台，寄居台之淡北，遂入籍焉，至今經數十年矣”。〔4〕
較之金門，台島在移民眼中是有地可墾的希望之所。此間，大批閩、粵移民渡海來台，定居墾殖。鄭成功收復台灣後，漢人移民蜂擁而至，迨至清廷統一台灣，流居動盪的移墾社會形態逐漸向安土重遷的定居社會轉型。組織渡台墾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士紳階層成為當地社會的主導力量。社會形態發展取向逐漸與大陸內地省份趨同，本土文化傳統復興，文治代替粗放管理，內地母體文化的凝聚力，使這些遷台家族紛紛仿效內地母體社會組織結構與行為方式，重建當地社會。血緣家族式移民群體，或以原籍地域，或以宗族血緣，擴大家族的在台本地世系建構，宗族制度遷移建構漸具規模。
鄭氏一族對竹塹地區隆文教化，貢獻巨大。據連橫著《台灣通史·列傳六·鄉賢鄭崇和》載：“鄭崇和字其德，號怡庵，金門人，年十九來台，課讀於淡水廳竹塹，遂家焉。……當是時，竹人士議建文廟，崇和慨然出鉅款，命次子用錫董工。廟成行釋菜禮。”〔5〕士乃四民之首，鄭氏家族敦教向學，子弟出入癢序，脛脛自守，於新闢之地弘風導俗，師儒為業，勸唱斯文，力行名教之圭臬，撫養後學，開一地新風。與先來移墾商賈之家相比，鄭氏富而尊文，由耕墾以祀學，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於孤懸一島續絕發揚中華文運，鄉里矚目。鄭崇和“道光七年卒，年七十有二。九年，邑人請祀鄉賢祠，十二年詔可。次子用錫，亦有名”。〔6〕至鄭用錫輩，已富甲淡北，且博獲功名，家族成一方之望。“用錫名藩，譜名文衍，字在中，號祉亭。嘉慶十五年取為彰化縣學廩生，嘉慶二十三年，二應鄉試，取中恩科舉人，道光三年，赴京會試，取中進士三甲及第，此開台以來，變為‘至’字號台籍考生首次登科進士，人皆稱開台黃甲”〔7〕。鄭用錫號稱“開台黃甲”或“開台進士”，名動士林，成台北社會一時之高標，代表了台灣士人社會建構當地秩序獨特的生活情趣和價值取向。《台灣通史》載，“尤力盡農畝，家日殖，歲入榖萬石。晚年築北郭園自娛，頗有山水之樂。好吟詠，士大夫之過竹塹者，傾尊酬唱，風靡一時，至今文學為北地之冠……，同治十一年，詔祀鄉賢祠，至今子孫猶受其業”〔8〕。
鄭用錫家族在台影響日益擴大，不僅倡導文治教化，躬身癢序，且於地方治安、公益事業方面多有建樹，躋身台北社會發展的不同層面。董籌竹塹石城、倡建竹塹文廟、奉辦團練、勸喻止鬥，深孚人望。以文學稱者，更有鄭用錫胞弟用銛，堂兄弟用鑒、用鈺、用謨、用鍾，子侄“如”字輩用錫長子鄭如松、侄如梁、如蘭等，皆成生員與府廩優貢，一時學風蔚成，指為大觀。鄭氏由原來移墾家族轉型為台北地區頗具影響力的書香世家。木本水源，慎終追遠，清嘉、道間，用錫等十四位遷台第四代族人，分八股成立祭祀公業，陸續在金門和新竹修建鄭氏家廟，奉祀祖先，書聯掛匾，表彰祖先之德誼風範與嘉言懿行，藉以光大宗族門楣，垂範後昆，惕勵子孫踵武前賢，繼往開來，成就宗族不朽之功業。此耕讀之家，已成台灣地方豪族。
二、西化語境中“本土文化”的“當地”意義與鄭氏地望積纍
近代新航路開闢以來，西歐國家積極尋求海外殖民地，荷蘭、西班牙繼踵而至，兩國先後殖台，被納入近代全球貿易體系。從新航路開闢台灣進入歐洲人視野，到歐洲霸權全球商業擴張海上通道的東方站點，台灣不論從政治軍事力量對比、全球市場供需法則，還是文化浸染，都被一個正在興起的新世界所裹挾，東西方制度與文化的新舊交替，以及這種變遷引起的任何動盪，都敏感地影響著尚待開發的台灣。
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台灣，欲以事半功倍的途徑最大限度地獲得利益。實現土番歸宗，改變其宗教信仰，強力推行基督教文明。荷蘭人開設教會學校，並在台灣西部海岸建立教堂，實施基督教教育，甚至在1659年於台南蕭壟社開辦了一家神學院。期間，鄭芝龍集團海上勢力崛起，輾轉日本、台灣和廈門內地進行轉口貿易的同時，自置耕牛粟麥，召集流民，載移台灣，墾殖荒土。時內地被災，附者如流，大量內地漢人移墾台灣。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厲推農業墾殖，宣示教化，尊崇儒道、定制度、被尊卑、令民向化。清康熙統一台灣後，約1720年前後，“後壟至竹塹區間，流民開墾甚眾，惟竹塹仍地廣無人，野番出沒”〔9〕。約1830年代，竹塹“漳、泉、潮、惠之民耕種生理者，日漸雲集”。
每一勢力的短期佔據，更替頻繁，內地家族入台移墾，並無經久的制度與文化傳統所遵循。荷蘭人和西班牙人據台時期，趨利避害之個人理性精神與重商主義的貨幣財富意識，已成風氣。由於較早融入國際貿易體系，當初荷蘭人設聯合東印度公司，台灣即隸該公司之下，土田初墾，一歲三熟，出口貨物豐富，僅許荷人貿易，“故商務獨大”，且“荷制利祿薄，不足用，各自為商，博私利”。〔10〕博利與重商成為西方人治理台灣的要旨。延平收復台灣後，因海上交通與南洋貿易，富可敵國，財用不匱。中國諸貨，海外皆仰給，故而台島彈丸之地，能養七十二鎮之兵。商船往來暹羅、爪哇和呂宋，諸國皆與台貿易，歲至十萬金。通商之策，裨益國計民生，故漳、泉人爭附之。〔11〕至此，台灣成為重商的農業區域。康熙統一台灣後，漸開海禁。台、漳、泉、日以及南洋諸國，皆成開洋區域，互通有無，仰賴彼此，一家禁海，諸家皆損。《天津條約》簽訂後，許開台灣互市，英、美、法、德相繼而來。許開淡水後，凡淡水河所至之地，皆可互市，閩、粵、江、浙之商，多往來貿易，台灣商務日進。
鄭用錫家族在清一統版圖後遷入竹塹，當時台灣已設社學義塾教化蒙童，並設學政、教諭與訓導。台自康熙二十二年（1684）設學〔12〕，授朱子《四書》、《詩》、《書》、《易》與《左傳》，建樹內地儒教文治傳統，旨在宏獎風教，勸愛宗國，以希長治久安。新闢之地，民不諳詩書，這與台灣其他已墾地方情形相似，西洋與本土管理標準的連續替代，加之文教不倡，能整合大變後社會秩序的同一制度與文化價值尚未確立。鄭氏家族能以內地儒家詩禮傳統，鼎立一方之望者，除有學養根基外，關鍵在於順應清廷一統之潮流，於內地本土之外復興中華文教傳統，使科舉作為國家意志行為在新闢之域，能與民間社會本土化進程相結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承接內地主流制度在新區域普遍適應，並發揮持久的政治影響。
中華傳統文化在台灣生根繁茂，是在與先己之西洋、東洋等文化抗衡中展開的。士大夫自勵立身，致力地方社會公益事業，實踐傳統文化所賦社會身份，同時也是在國際商業文化中開闢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間。鄭氏入台第一代，即積極投身竹塹地方社會秩序的建構。《淡水廳志》記載，鄭家與竹塹土地開墾，關係密切。因竹塹沿山一帶屢遭番害，鄭崇和設隘防禦。“竹塹多山野，土番輒出殺人，歲且數十。崇和乃集壯丁，據形勢，鳩資設隘，以保衛行人，樵蘇便之”。〔13〕依當時移墾慣例，堵隘關防乃開墾番地之先聲，鄭氏家族是組織者也是出資者。憑藉監生身份，識文斷字，事有見識，於草萊初闢的竹塹，已是聲望頗高的大家族，接受墾戶委託，洽談墾權，並因此以“鄭吉利”之家號，成為淡水眾多商社在番社交易的代理“通事”〔14〕，眾望矚目，是竹塹地方的領袖人物。時蔡牽唱亂，侵擾淡水，鄭崇和募勇守防，當道嘉許。嘉慶十一年（1806），淡屬閩、粵雜處，分類械鬥，歷年不息，崇和奉檄勸喻，力陳利害以解之。移墾動盪中可維安一方，鄭氏家族勢力及其地望影響是關鍵要素，在當地已有所謂“喝水堅凍”之能耐。
鄭氏族人富而能仁，修身以儒，鄉里譽成表率。《淡水廳志·先正門》記載，“鄭崇和，監生，籍金門，設教於淡。淹貫群籍，准先輩法程。門下多達材，晚益好宋儒書。令子弟時讀數行，以窺聖學源流。先因貧困，有勸以刀筆營生者，崇和不肖為衣食喪所守。洎家漸饒，粗礪如恒。不親勢要，尤敬惜字紙，待親族恩義備至。嘉慶二十年，歲歉，發粟平價，二十五年，施藥活命不少。死者助以棺，後壟舊居，也設塾延師教之，每人給薪米，月以數百計。自少至老，不履公庭”〔15〕。修身自持，兼濟博施，身兼商人、地主與士紳之身份。其子用錫登第後，鄭家聲望達於巔峰。
清領台初期，文教制度缺乏整體規劃，但移民大量湧入，安置教化等具體事務，實質由地方望族、士紳以及郊商團體協助官方或代替官方來完成。鄭用錫捐建竹塹文廟、捐獻學田、籌措儒學資款，並積極建言官方建置學宮，鳩資捐建金山書院、浯江書院〔16〕。推助儒學教化體系完善，忠孝仁義詩禮傳統深入人心。道光九年（1829），用錫掌鐸明志書院，力振學規，施教明倫。重視文教傳統的養成。在《明志書院勗諸生》一詩中，鄭用錫用心拳拳，“多年解組寄浮漚，文字因緣一席留。聊藉豪端評月旦，敢誇皮裡有春秋。賦成為色雖迷目，筆掃千軍始出頭。我倘識圖慚老馬，年年棧豆欲何求”〔17〕。不僅勉勵家中子弟，亦勉勵明志書院諸生，主講八年，每有課日，勤於詩文，勉諸生表率，考評學生秉存公正，人皆信服。
三國曹丕《典論·論文》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18〕。橫渠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19〕，此儒家天下己任，道盡傳統文化內聖外王之命意。然台灣荒服已久，俗殊中華，又逢千年未遇之大變局，連橫先生曰“文運之衰，至此極矣”。言中華文化傳統在台至此已是風雨如晦，“洪鐘毀棄，釜瓦雷鳴，道術將為天下裂，苟不出而葆之，惟見淪胥以亡爾”〔20〕。當此文運絕續之時，一髮千鈞，鄭氏在台社會文化活動，正是在此失序的多元語境中復興再造中華文化傳統，本土文化的“當地”意義，堪當其稱，這也是該家族獲取地望的深層秘密。
三、家族世系建構與地方話語權力的獲取
世系關係是主動建構的過程，而且是一個歷史範疇，它往往超越父系單系血緣的生物學意義。一個宗族要證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須認真且合乎規範地展現自己的世系。中國式宗族的建構過程，就是一個用刻有明確取捨標準的世系“卡尺”來精心構築“理性化社會系統的典範”〔21〕。鄭用錫家族的世系建構，是以儒家詩禮文化傳統的當地重構而展現出來的，殊異於好利無義、不洋不中，或奢靡悍狠、無文粗鄙的社會流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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