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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新華社） |
更重要的是，中國正作為一個先進的“技術社會”脫穎而出。去年我發表於《中國政治科學雜誌》的一篇論文中指出，中國自近現代（大致從19世紀開始）以來，面臨的主要矛盾是與世界主要大國之間巨大的技術差距。這一差距使得中國容易受到外來侵略，也暴露出中國封建、半封建社會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長期制約。
在我看來，技術差距應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按照我們通常的理解，即一個國家的基礎科學、工業化和技術產品創新方面的進步程度；二是一個國家作為“技術社會”的發展程度，即調動資源化解各種技術挑戰的能力水平，無論這些挑戰的性質或起源如何。
關於第一個差距，正如前文所述，儘管還存在一些嚴重的不足，但中國在許多技術領域已經與美國齊頭並進，在一些領域甚至超越了美國。至於第二個差距，即建立技術社會，中國其實已經走在了前列。
中國高水平技術社會的建立體現在其全球領先的國家工業體系、一流的基礎設施，以及在綠色創新和發展方面的卓越成就。同樣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於技術社會的逐步發展，中國使大約8億人成功脫貧，全面消除了絕對貧困，並建立起超過4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
這些成就歸功於一個被稱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體制，它通過政治、社會、經濟的高度協調，促進了民族復興，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使其崛起為一個技術強國，成為全球科技產品生產的領導者，同時也發展為全球最先進的技術社會。
美國限制中國獲取先進技術的行為無疑引起了中國的強烈關切，但美國明顯低估了中國作為一個技術社會崛起的實力。一方面，一個先進的技術社會並不一定需要最尖端的技術。例如，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間，美國開發了更先進的mRNA疫苗，而中國則採用了更為傳統的滅活疫苗。儘管新型疫苗可能更有效，但其生產成本更高，運輸條件更嚴苛，且需要與其他公共衛生措施充分協同，而以美國目前的技術社會發展水平來看，這種高效運作根本無法做到，這導致美國應對不力，疫情災難性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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