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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支撐，即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來統籌安全與發展，不斷擴大制度型開放，以制度創新深度接合全球發展，不斷完善自身的規則與制度體系，形成國際化、法治化與市場化的營商環境。 |
中評社北京12月23日電／在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被賦予了新使命和新擔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用好國內國際兩種資源，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空間。”這為新發展階段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指明了方向。
深圳特區報發表廣東省決策咨詢研究基地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粵港澳大灣區研究中心研究員林先揚文章表示，中國式現代化需要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支撐，即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來統籌安全與發展，不斷擴大制度型開放，以制度創新深度接合全球發展，不斷完善自身的規則與制度體系，形成國際化、法治化與市場化的營商環境，聚合全球更高質量的資源要素，充分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形成更強大的新質生產力，不斷提升中國的國際吸引力、影響力與帶動力。從全球發達國家與地區經驗來看，越是開放，越能夠實現高質量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對外開放。同樣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也需要進一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
文章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是通過降低乃至取消貿易和投資壁壘，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抓住這個歷史性機遇，通過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取得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種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的局限性也日益顯現，即容易受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干擾且空間拓展有限、對高端要素的吸引和集聚力不夠以及不適應國際經貿規則高標準化發展要求。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迫切需要創新設置新規則、新標準，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為了順應這種發展變化，在繼續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的同時，更加注重規則等制度型開放，如推進投資貿易管理制度、工商制度變革，全面推行國民待遇原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建設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等。事實上2018年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到：“要適應新形勢、把握新特點，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這是中央較早正式公開提出“制度型開放”。加快由要素驅動型發展向創新驅動發展轉變，意味著對外開放的目標由釋放要素流動性為重點轉向支持創新的開放制度構建，這將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新動力。
從較低層次的商品轉向較高層次的資本金融及數字服務
文章指出，中國在對外開放中不斷提升國家影響力是重要戰略選擇，參與全球分工與合作就需要從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向品牌、營銷、研發等中高端邁升。
商務部8月31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1-7月，中國服務貿易繼續保持增長態勢。中國服務進出口總額36669.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1%。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占比提升。1-7月，知識密集型服務進出口15838.7億元，同比增長11.7%，占服務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達43.2%，較上年同期提升1.4個百分點。
當前數字貿易、服務貿易數字化、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面臨著重大機遇，加上大數據、雲計算、5G、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技術革新，服務領域開放水平不斷提升，服務貿易數字化轉型的步伐加快，這將極大地促進服務貿易在新賽道、新領域上快速發展，從而有助於提升中國資本金融及數字服務的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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