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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需持續、快速下降的情形下,國內經濟在特定的時間窗口呈總需求不足的特徵,這就要求推動投資與消費形成擴大內需的強勁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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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10月9日電/2023年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回升向好態勢,展現出強大的韌性和活力。但同時在外需持續、快速下降的情形下,國內經濟在特定的時間窗口呈總需求不足的特徵,這就要求推動投資與消費形成擴大內需的強勁合力。
中國內需提振空間廣闊
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費兆奇、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穀丹陽文章分析,其一,中國消費結構仍然具有較大升級空間。人均GDP在2019年首次突破1萬美元,是中國走向後工業化時代的重要標誌。縱觀美德日韓等先發工業化國家的發展經驗,一國進入後工業化階段,往往會發生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過程。中國當前的城鎮家庭消費支出結構大致相當於日本和韓國20世紀70、80年代的水平,消費升級空間依然可觀。具體來看,中國可選消費尚在普及與升級階段,汽車等耐用消費品普及率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且城鄉差距仍然存在。此外,以“科教文衛”為代表的高端服務性消費上升較為緩慢,主要原因是相關領域的有效供給不足。如果通過加大對“科教文衛”和其他高端消費領域的投資來創造相關需求,同時持續推進以“科教文衛”為代表的高端服務業的市場化改革來提升相關行業效率,就能夠打開中國居民在可選消費、高端服務性消費等領域的廣闊空間。
其二,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尚處“半途”中,增量空間和存量改進空間廣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離不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這一進程不僅推動了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的大幅增加,還通過改善城鎮居民消費結構,推動了住房、汽車、休閑、旅遊等新業態發展。但從國際橫向比較來看,中國城鎮化率與西方主要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需要繼續通過新型城鎮化釋放國內需求。此外,推進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助於在現有城鎮化的基礎上持續釋放大量需求。
其三,高儲蓄率是持續發揮有效投資關鍵作用的基礎。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投資一直發揮著關鍵作用,而支持中國高投資率的基礎是更高的儲蓄率水平。提升資本轉化效率將是當前化解中國資本供給能力下降的有效途徑。從中長期看,有必要對金融體系進行整體改革,完善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在短期內,應積極提升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進一步提升投資轉換效率。一方面,完善現有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程度,吸引更多境外的中長期資金。另一方面,繼續發揮商業銀行及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積極作用。提升商業銀行一體化投融資服務能力,引導商業銀行用好多元化服務手段為合作企業提供支持。政策性金融機構在支持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及時投放政策性中長期信貸資金,撬動社會資本追加投入,形成杠杆效應。
其四,高質量金融開放為國內資本存量提供新支撐。理論研究表明,國際資本通常流向生產率較高的國家和地區。2018年以來,中國金融監管當局穩步推動金融業開放,包括放寬市場准入條件,高標準、多渠道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開放等。展望未來,隨著資本和金融賬戶的進一步開放,國際直接投資(FDI)的淨流入額將更加穩定;股權和債權投資也有望從淨流出轉向淨流入。在人口老齡化致使中國儲蓄率降低的背景下,境外資金持續的穩定流入為國內資本存量提供新的支撐。從中長期看,由於具有較高的經濟增速,中國的自然利率(自然利率決定實際利率的長期水平和走勢)水平將持續且顯著高於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經濟體。
其五,宏觀政策空間較為充足。中國政府保有正常的政策空間,為實現自身穩增長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政策環境。就貨幣政策而言,中國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約為7.4%,仍存在一定降准空間。消費動力不足以及收入增長放緩導致價格水平持續低位運行,意味著當前的實際利率處在相對較高的水平,為進一步降息提供了政策空間。就財政政策而言,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務水平仍處於較低水平。在國際收支平衡的理論假設下,政府部門通過自身的赤字開支提供基礎貨幣,再進一步轉化為國內私人部門的淨收益。中國可在壓低地方政府債務水平的同時,通過適度增發國債的方式充分利用財政政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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