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若愚 |
李若愚：中日政府需共同維護民間外交暢通管道
從政治學上看，中日間的四個重要的政治文件可以說是中日關係的基礎所在，但如果在歷史的坐標上加以審視，它們則代表著中日關係中重要的時間節點。
現在中日關係處在一個新的“政冷期”中
比如說，《中日聯合聲明》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開端，從1972年到1992年，可以說是中日關係的蜜月期。但中日關係作為全球國際關係中的一組，必然不能脫離整體的國際環境，所以1992年以後，因為冷戰結束、全球最大的矛盾點發生改變，中日關係也要重新定位。重新定位意味著需要磨合，磨合就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所以，我們看到中日關係在後冷戰時代重新定位的過程中曾經經歷過兩個“政冷期”，也就是1995年-1996年和2001年-2006年，在這之後又出現了兩個“回暖期”，也就是1997年-2000年和2006年-2009年。1998年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及2008年兩國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正是回暖期的產物。按照馬克思主義史觀，歷史是螺旋式發展的。螺旋式發展意味著如果衹截取一個斷片就有可能觀察到的是倒退的現象，但如果放眼全體，便會發現“倒退”並不改變前進的總體趨勢，而是前進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看到從《中日聯合聲明》兩國邦交正常化開始，中日關係雖然曾經歷過“政冷期”，但到《中日聯合宣言》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再到《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確立“戰略互惠關係”，中日關係仍然處於螺旋上升之中。所以即便是政冷期，中日間的貿易水平，人員往來都是比當年的蜜月期要高得多的。現在我們處在一個新的“政冷期”中，但2022年兩國間經貿總額達到43.84萬億日元，這一遠超過1972年到1992年間的數字，正是螺旋上升的結果。並且每一次的“政冷期”後面都跟著一個“回暖期”，而且都不是簡單的恢復，過去問題的解決通常會把中日關係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美國重返亞太政策對中日關係產生重要影響
2010年後中日關係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政冷期”，背後的因素也很複雜，釣魚島撞船事件、中國GDP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美國重返亞太政策的提出其影響最終都作用到了中日關係之上。但如果套用剛才對於對中日關係認知的模型，我覺得還是沒有跳出“重新定位期”。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今年6月接受《人民中國》記者採訪時談了他在第一線對於中日關係的感受，指出“現在中國進入了新時代，各方面發展變化非常快，日本上上下下普遍跟不上中國的節奏”。所以，中日關係這次磨合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讓中日關係跟上中國發展的節奏，衹有這一目標達成了，中日關係才能進入下一個回暖期。而且根據歷史的經驗，那時可能還需要第五個政治文件把中日關係磨合的成果用富於政治智慧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樣才能形成一個新的時間節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