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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台灣股市基本情況（1999-2023年） |
三、證券市場表現是執政黨選情的晴雨錶
台灣社會高度商業化資本化，普遍關注經濟問題，“宏觀的總體經濟環境常被視為治理績效的重要指標”⑧。近年來，台灣民眾在參加選舉活動時對經濟民生、社會治理績效的賦值有所增加，部分經濟選民、理性選民傾向於將經濟現實、經濟預期與投票取向進行掛鉤。但是，“當下的台灣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而非真正理性的經濟社會”，一旦涉及政治、安全議題時，“民眾的選擇就不再簡單地以經濟民生作為唯一視角或決定投票行為的重要標準，而是變得複雜與多元”⑨。觀察歷次台灣“大選”，儘管候選人、政黨、媒體和選民都強調經濟民生的重要性，但經濟議題從來沒有真正成為選舉的主軸。特別是2014年“反服貿”以來，在民進黨的操弄下，台灣社會懼統、“反中”意識上升，2019年3月，台“中研院”社會所“中國效應專題研究小組”調查指出，台灣民眾認為“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何者更重要的比例是58.3％對31.3％。
不過，政治掛帥的選舉生態並不意味著經濟因素對“大選”不能產生重要影響。其一，各候選人需要認真對待與回答各類經濟民生問題，出色的經濟政見往往能抬升民眾對其上台的預期。比如，陳水扁2000年選舉中打出了“投票給阿扁，股市上萬點”的口號，馬英九2008年選前也開了“633”（經濟年增長率達6％、失業率降到3％、年人均所得達3萬美元）的支票，均有效激發了選民熱情。其二，民眾對當下經濟的認知和收益情況直接影響其投票行為。若選民認為台灣經濟表現良好，或者執政黨經濟政策於己有利，則會傾向於投票給執政黨候選人，反之則會結合未來預期等因素做出不利於執政黨的選擇，這也是執政黨選前大力美化經濟形勢的主要動因。其三，執政黨政策買票能產生區塊式吸票效應。這在2020年“大選”前表現得尤其明顯。從2018年九合一選舉敗選開始，民進黨當局“便憑藉公權力及所掌握的經濟資源，大肆政策性買票，以短期的經濟利益誘騙選民的支持”⑩。特別是選前數個月，接連採用減稅、補貼、獎勵等政策措施，對農民、漁民、青年、育兒者、單身、老年人、身障者以及旅遊業者、客運業者、夜市商販、家電業者、中小企雇主、股民等不同群體與階層實施不同程度的利益投放，不僅對沖了韓國瑜的“兩岸紅利牌”、“庶民經濟牌”，減弱了弱勢群體、不景氣行業人員對民進黨施政不力的怨氣，還爭取了部分中間選民向綠營靠攏。
[表1：台灣股市基本情況（1999-2023）]
在諸多經濟因素中，股市表現在選民對執政當局做出傾向性意見乃至投票決定時產生的影響相對更加直接。有島內網絡業者在分析“蔡英文執政滿意度跟台股指數有什麼關係”時指出，2017年至2022年“台股長期上萬點”期間，“蔡英文滿意度”與“台灣加權股價指數”的相關係數為0.57（中度相關），若不計COVID-19疫情影響，兩者相關係數達0.83(高度相關)，由此推論出：“台股越好，蔡英文的民調滿意度就會跟著好；台股越糟，蔡英文的民調就好不了。”⑪分析歷次“大選”結果與台灣股市表現也可發現，選前一年台灣股市的強弱對選情有著重要影響，若表現強勢，則有利於執政黨候選人，反之則利於對手。1999年，台股大漲31.6%，次年李登輝支持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上台；2003年，台股大漲32.3%，次年陳水扁連任；2007年，台股小漲8.7%，但陳水扁當局“台獨”挑釁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定，最終民進黨敗選；2011年，台股大跌21.2%，尋求連任的馬英九僅贏蔡英文不到80萬票；2015年，台股以10.41％的跌幅在亞洲股市中排倒數第三，每位股民平均賠25.08萬元新台幣，次年民進黨大勝，蔡英文上台；2018年，台股持續不振，至九合一選舉前夕的10月26日，股指降到全年最低，平均每位股民損失約70萬元新台幣，結果民進黨大敗；但2019年，台股以23.3%的漲幅創下10年來紀錄，每位股民大賺70多萬新台幣，次年蔡英文連任。
由此視之，台灣股情與選民的政治情緒乃至投票傾向有著密切的聯繫。尤其是選前一年的股市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執政黨有無勝算的晴雨錶。一般來說，股指漲幅越大，民眾收益越多，則執政黨連任的概率越大；股指掉得越厲害，賺錢效應越低，則執政黨選情越低迷，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其一，炒股在島內是“全民運動”，幾乎每個家庭的收入都與股市息息相關。據統計，台灣2020年“大選”的選民人數為1931萬，而股民人數2019年底為1057萬人，到2021年底超過1200萬，且20-30歲年齡段增長最快，這意味著股民與選民的重合度越來越高。其二，台灣社會重實利、善投機、炒短線，股市好壞直接影響股民對執政黨的好感度和對經濟發展的信心，自然會在投票行為上有所反映。
四、美國不反對是勝選的重要條件
美國歷來宣稱基於“民主原則”不會介入台灣選舉，對任何一個候選人和政黨都“保持中立”，但實際上或明或暗介入和干預每一屆台灣“大選”。這是因為在“大選”中勝出的政黨、個人是未來四年代表台灣與美國打交道的主要行為主體，美國期待通過干預台灣選舉促使“意中人”當選或者“不中意的人”落選，從而維護和拓展美國在台海地區的利益，並保有“以台制華”戰略的延續性。美國在台協會前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就曾指出：“美國會檢視任何一位候選人在相關政策上所追求的東西，是否與美國在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本利益一致。”⑫言外之意是，台灣各候選人的兩岸和對外政策必須符合美國維護亞太霸權的需要。在美國視中國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的背景下，美國傾向支持的台灣“大選”候選人大致有三個標準：必須堅決反對大陸“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也就是具有抗拒統一的意志與能力；在戰略上“親美”，能夠配合執行美國“以台制華”的戰略策略安排；兩岸政策不冒進，未經美國授意，不得觸發大陸採取“非和平方式”。
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時機、方式往往根據“對中美關係、兩岸關係和台灣選情的主觀分析”而定，“有選前介入也有選後介入，有明確介入也有模糊介入，有正式介入也有非正式介入”⑬等，但總體來看，選前介入多於選後介入，模糊介入多於明確介入，非正式介入多於正式介入，美國見機行事，得心應手。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自信，在於美國無論對台灣政壇還是對台灣社會都擁有趨於控制性的影響力。其一，國民黨、民進黨乃至後起的民眾黨等島內各大中型政黨都奉行“親美”路線，且候選人選前有赴美尋求溝通和支持的傳統；其二，台灣社會具有強烈的崇美倚美心理，習慣於以附庸者、被保護者的角色接受和聽從美方的意見；其三，美國在島內擁有諸多可以施加政治影響的平台和渠道。因此，美國介入台灣“大選”不僅手段多、成本低，而且見效快，穩定性強。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甚至斷言，“美國支持誰，誰就當選，不支持誰，誰就落選，沒有例外。”⑭
從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歷史來看，除了個別突發性事件導致意外發生之外，台灣“大選”結果確實基本上符合美國的預期。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並派航母打擊群反制中國大陸的軍演威懾，直接促成了李登輝1996年當選；2000年“大選”前幾天，美方鬆口表示“不反對陳水扁當選”，成為民進黨上台執政的臨門一腳；2008年“大選”前，美國高級官員不僅對陳水扁“入聯公投”多次明確表達反對態度，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包道格還在“大選”前一天為馬英九綠卡問題“解套”，結果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以大比分輸給了馬英九；2011年9月蔡英文赴美“面試”時，白宮官員以匿名方式對外聲稱“她讓我們明確懷疑她是否有意願和能力維持近年來區域所享有的穩定的兩岸關係”，相當於判定蔡不是美國的“意中人”，次年選舉蔡失利；在台灣2016年“大選”中，美方儘量展現“中立姿態”，在蔡英文和朱立倫分別訪美時也提供了“同等的接待規格”，但從始至終沒有對蔡英文表露不信任的傾向，蔡英文最終也如願當選。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美調整對華政策，全面開打“台灣牌”，提升美台實質關係尤其是軍事安全關係，支持蔡執政地位。與此同時，美通過民間渠道對韓國瑜陣營拋出五大“考題”，迫使韓取消選前訪美行程；藉“王立強假間諜案”等炒作韓國瑜接受大陸政治捐助、大陸“用假新聞影響台灣選舉”等，實際上表明了挺蔡棄韓的態度，最終蔡英文以高於對手近20%的得票率獲得連任。衹有2004年台灣“大選”是一個特例：陳水扁在首個任期先後拋出“一邊一國論”、“公投綁大選”等挑釁性議題，引發美國政府的不安和多次正式警告。台灣“大選”前一段時間，時任美總統布什親自對來訪的中國總理溫家寶表示：“最近從台灣傳出一些試圖改變現狀的信息，令人不安，美方不贊成。我們反對單方面試圖改變台灣現狀的做法。”⑮但由於“大選”前一天發生離奇的槍擊案，陳水扁最終以0.228%的極微優勢勝出。
由此視之，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重要目的之一在於促使“中意”的候選人當選，不合美國意圖的人失利，與此同時，藉此增強和檢驗對台灣政壇和社會的影響力。美國介入和干預台灣“大選”的成效，反映了美國對台灣政治的控制及影響程度比較高。從台灣候選人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支持一定會有加分作用，但一般情況下並非勝選的主要原因；美國有時候不持明顯特定立場，但會通過相關表態規制各候選人政見向美國期待的方向靠攏；美國反對誰，誰就基本上選不上。
五、結 語
以上四條規律是在台灣政治選舉尤其是“大選”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並凸顯出來的，衹要台灣選舉政治的內外環境未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這些規律就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但要看到，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必然性，決定了台灣“大選”的這些規律衹是階段性規律。一方面，隨著大陸綜合實力的持續提升和兩岸融合發展的深化，兩岸和平統一越深入人心，台灣選民就越傾向於選出贊同兩岸和平統一的台灣地區領導人；另一方面，祖國統一進程推進到一定階段，無論是台灣各主要政黨還是台灣選民都必須在“統”與“拒統”之間做出選擇。當前，既要認識到“無論何黨何派在台灣掌權，都無法改變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總體趨勢和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⑯，也要跳出台灣地區選舉的思維桎梏，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牢牢把握兩岸關係的主動權主導權，促使台海力量對比和戰略態勢持續向大陸傾斜，為徹底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更充分的條件。
註釋：
①朱磊：《國家統一的系統演化動力——複雜性思維視角下的中國國家統一戰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380頁。
②《“要期待我明年一次就選上”，柯文哲：兩岸維持現狀恐是不得已的選擇》，台灣“三立新聞網”，2023年4月18日，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282305
③《陳水扁不願否定“台獨”主張》，中國新聞網，2000年3月10日，https://www.chinanews.com/2000-3-10/26/21381.html
④孫亞夫、李鵬等：《兩岸關係40年歷程》（1979——2019），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頁。
⑤《賴清德與政大學生座談 釋疑務實“台獨”主張》，台灣“中央社”，2023年5月1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305160433.aspx
⑥《社評：2020選舉“基本盤”與“同溫層”》，香港“中評社”，2020年1月28日，http://bj.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1&kindid=0&docid=105670610
⑦胡凌煒：《台灣中間選民投票行為與2020“大選”》，香港《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9月號。
⑧社論：《執政黨三連敗的經濟因素》，台灣《經濟日報》2023年1月11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6901601
⑨王建民：《台灣選舉到底“經濟優先”還是“政治優先”？》，中國台灣網，2019年9月29日，http://www.taiwan.cn/plzhx/plyzl/201909/t20190929_12206027.html
⑩鄧利娟：《經濟因素對台灣選舉的影響及思考》，香港《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4月號。
⑪《蔡英文滿意度跟台股高度相關？》，台灣“中時新聞網”，2023年1月27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127000013-260407?chdtv
⑫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台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84頁。
⑬王偉男：《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歷史與規律》，香港《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9月號。
⑭《游盈隆：2020“大選”美國因素重要性遠超中國》，台灣“風傳媒”，2019年12月11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2090093
⑮《溫家寶訪美：布什明確反對“台獨公投”》，CCTV台灣頻道，2003年12月12日，https://www.cctv.com/program/mnhsj/20031212/101937.shtml
⑯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新華社2022年8月10日電。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9月號，總第30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