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美國和國際範圍內打壓中國企業。面對一些在國際市場快速崛起的中國企業，尤其是大型科技企業和平台企業，美國也正在采取針對性的手段分別打擊。其中最著名的像是前幾年的華為和現在的TikTok及Teum。對於部分對華鷹派來說，中國的經濟威脅已經從傳統硬實力和價值觀威脅的層面演變為在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商業競爭威脅，因此，他們不衹關注經貿領域的得失，也關注市場商業領域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隨著中美競爭的加劇，美國和一些歐洲市場逐漸對中國企業築起高墻，中國企業也面臨著一種新的政治風險。這種新的融合型政治風險，融合了傳統的數據治理爭議、國家安全風險、國家競爭考慮、價值觀分歧等多種新型政治風險，對在美的中國企業產生一種不可控的地緣政治風險。而這種風險，卻又不是企業和純商業層面可以化解的，而是和一個總體的中美競爭背景息息相關。因此，企業家更需要具備長期在這種不好的、倒退的國際環境和中美關係中生存和發展的能力。
二、“小院高墻”的關鍵競爭：尖端技術的衝突
過去五年裡，美國兩黨對華強硬共識持續強化，不管是美國戰略界還是白宮或國會人士，在戰略、科技、軍事等方面逐漸形成以抗衡中國影響力為宗旨的政策框架。與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更加強調中國破壞國際秩序。相應的，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變得越來越嚴酷和系統化，對中國的遏制策略逐漸由“限制主義”轉向“漸進主義”，采取高科技產業“小院高墻”、低附加值產業重新掛鈎的策略。
猶如美國國家安全助理沙利文所說，美國對高科技產業采取的“小院高墻”措施，是針對少數打算在軍事上挑戰美國的國家。而背後的隱藏含義是，高科技產業是中美博弈天平上的關鍵砝碼。總體的經貿關係可以鬥而不破，因為不管是維持還是破除，都不會給任何一方增加瞬時顯現的巨大增益，而高科技產業則不同，過去一個世紀美國成為全球經濟金融中心和軍事強國就是依賴著對其他國家的科技領先。因此，美國的政策目標就是守衛住任何可能使天平向中國傾斜的砝碼。
在關鍵技術領域，中美之間表現為更加純粹的競爭關係。不同於經貿關係，尖端技術的“脫鈎”對美國造成的損失更小，但保持技術優勢能給美國帶來極大的安全感。這意味著美國政府采取更嚴厲的行政和立法手段控制對中國的技術轉移、阻止關鍵技術擴散到中國。也包括美國對技術及其相關的數據、資金、市場、人才等方面自由合作進行限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做法即所謂的“小院高墻”：“小院”即將美國與國外（中國）進行技術合作的範圍限制在不涉及國家安全領域的“小院”內，而將關鍵領域限制為不可進入的“自家院子”；“高墻”則是指通過提高技術合作壁壘、嚴格篩查合作企業背景等手段築起“高墻”。
科技戰，成為拜登政府的核心。從拜登的行政部門設置上看，將對華科技事項優先於其他經貿事項。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拜登政府專門設立了一個負責網絡和新科技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這一點與特朗普政府顯著不同。特朗普時期，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一職長時間空缺，兩年後才確定人選。而美國國防部則加強在美國經濟和科技領域的政策參與。2021年2月10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建立涉華戰略評估專門工作組，主要內容包括對關鍵軍事技術的評估。美國國務院也在2022年啓動專門的中國工作組，對跨部門工作進行協調。
一方面，美國政府加大對華為等中國公司實施出口管制的力度，禁止向其出售關鍵的芯片和軟件等。美國商務部產業和安全局（BIS）不斷將中國企業和機構添加至其實體清單中，禁止任何美國企業與其的經貿和技術往來。同時，美國也在加強對中國和來自中國的投資審查。為了防止中國企業通過投資獲取敏感技術和知識產權，美國政府也對中國企業的投資進行了審查。2018年，美國政府通過《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加強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力度，尤其是對來自中國的投資進行了更加嚴格的審查。
另一方面，拜登也加強對於盟友的工作，加強對華進行多邊出口管制，塑造對華的技術包圍圈。過去幾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出口管制更多是單邊性的，從實際執行成效看，顯得不那麼“奏效”，尤其是針對華為的出口管制，已經顯示了單邊行動的弊端。因此美國正在加強與盟友的協調力度，勢必要杜絕中國一切可以能獲得尖端技術的可能。2023年1月，美國和荷蘭與日本達成協議，限制對華芯片技術出口。拜登政府希望在技術領域加強多邊合作，塑造一個成體系的全方面包圍圈。美國國會“中國特別工作組”曾發布《如何應對中國的挑戰：美國的技術競爭新戰略》，報告呼籲建立由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荷蘭、韓國、芬蘭、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亞等國組成科技論壇，“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科技競爭”。
三、發燒的將不止技術層面
事實證明，中美在技術領域的衝突不會僅僅局限於技術層面。自拜登政府以來，美國以價值觀名義為其遏制戰略正名、拉攏更多盟友。“民主科技聯盟”的建立和完善就是拜登政府為此的一項重要工作。2021年6月成立的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將美歐關係定義為致力於推動數字轉型和新技術合作的夥伴，認為雙方的合作基於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其目的是要加強美歐在技術和工業方面的領導地位。這正是美國建立所謂民主科技聯盟的一項內容。美國希望也藉助“民主科技聯盟”，以科技競爭為抓手，實現其構築制華遏華國際陣營的目標。
在數據領域，技術衝突逐漸演變為價值觀衝突。除了尖端技術外，數據是另一中美競爭的關鍵領域。目前，數據已經成為數字時代新的重要生產要素，在提高生產力、催動產業升級和變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不管是人工智能等尖端技術，還是新的互聯網內容產品，數據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中美兩國都將數據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高度。技術層面來看，拜登政府上台後，將健全美國數據隱私和數據安全體系作為重大議題不斷推進，并且針對中國設立了許多行政機構和命令進行分別審查。包括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美國商務部和司法部都對數據事項有專門的項目和辦公室。以TikTok為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對TikTok進行了長期的審查，在沒有發現具體威脅的情況下仍然要求其母公司字節跳動與美國業務剝離。
從中國出海企業遭受的審查來看，中美關於數據的衝突已經不僅限於技術封鎖，更是上升到了價值觀衝突的地步。在針對2023年TikTok的聽證會中，美國國會議員反復強調TikTok與中國政府的聯繫。在具體的問題上，美國議員認為中國涉及數據法規的頒布和實施，威脅到了美國的數據安全，涉及對於美國用戶個人隱私的侵犯。美國將中國出海互聯網企業粗暴地等同於中國政府，又將中國政府與數據威權畫上等號，這樣幾個粗暴的不等式一下就將數據衝突上升到價值觀衝突的程度。2022年4月28日，美國與歐盟、英國、澳大利亞和日本等盟國聯合發起《互聯網未來宣言》，宣稱要積極應對“數字威權主義”對全球互聯網帶來的威脅和挑戰，共同承諾推動建設全球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積極願景。在美國政府眼中，對中國出海企業的數據審查已經上升到維護民主價值觀的高度，不惜為此在特定領域製造“分裂網”，徹底和中國斷聯。
2023年4月14日，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發布了關於Shein和Temu（拼多多海外版）的調查報告，認為這兩大中國電商平台對美國構成了安全風險。關於Shein的部分中，美方指出其經營存在的四大問題：涉嫌強迫勞動、加劇氣候變化、侵犯版權以及避免關稅和海關檢查。我們可以從他們列舉的問題中明顯地看出，其核心觀點并不在於數據或者APP本身，反而是衹要能對中國有關方面有負面效果，能帶多少帽子就帶多少。
四、非冷非熱的“溫戰”
整體來看，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發動者是美國，首先從產業到產業、政府到政府開展全面對抗，其次通過友岸外包、盟友包圍等方式企圖在全球孤立中國，最終從長期角度，在意識形態領域，通過數字和科技的突破口重新組建一個非冷非熱的“溫戰”的狀態。
中美經貿聯繫“鬥而不破”的大趨向已定，但在特定領域，美國正抱著“小院高墻”的心態不斷豐富競爭手段。尖端科技領域和數據領域，這樣的“脫鈎”態勢正在加強和加速，并且還帶著一些價值觀與意識形態色彩。我們必須警惕在這種背景下的“泛安全化”危險，加之美國國內兩黨競爭和政治因素，更應該小心這種“脫鈎”蔓延到非安全領域，甚至是合作更為符合兩國利益的領域。但也要清楚地看到，在尖端科技和數據領域頻繁釋放脫鈎信號的同時，經貿等其它領域因其自身經濟原因可能會出現一定的緩和。未來美國對華態度這種“擰巴”的狀態可能會繼續保持甚至加深，如果美國不采取其它緩和措施，那麼這種所謂非冷非熱的“溫戰”狀態，最終極有可能變成類似在尖端技術和數字領域的“新冷戰”。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6月號，總第30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