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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伯祥在臉書發文自清。（照片：尤伯祥臉書） |
尤伯祥指出，當時在庭上檢察官懷疑筆記本是問答集，但判決書也明確記載，法官當庭檢視後在職權訊問時確認並非如此，而是她自己先前陪其夫旁聽開庭時，為其夫製作的開庭札記，以及自己就其夫之工作上紀錄所作整理，衹有最後面有幾處是她自己筆記尤伯祥所訪談的問題。
尤伯祥也分享判決書的該段記載，並反問“如果我教唆她偽證，我會在她因為審判長（也就是捕風捉影者）訊問時嚴厲的態度而嚇得不知所措時，請她誠實告訴審判長有在庭前接受我訪談嗎？”、“如果當時這位審判長真的認為我教唆這位證人，就應該職權告發我刑責或移送我懲戒。事過境遷近二十年，在我手頭幾已無資料可以為己辯護的情況下，才突然拋出這個判決訴諸輿論，能謂公平乎？是人格謀殺嗎？我一生為救援冤案而奮鬥，為當事人的清白而在法庭上奮戰，不意竟然在被提名為大法官的這一刻，要在案卷資料幾已不存的情況下，為己洗冤！”
尤伯祥質疑，“這個案件的法庭與檢察官只因為律師在庭前訪談證人，就將律師當作教唆偽證的虞犯，在94年當時令我駭異萬分，是我更加堅定的在司改道路上前進，為刑訴改革、確立辯方取證權及詰問權的重要動力。遺憾的是，就在引進交互詰問已二十年、律師倫理規範早已明定律師訪談證人之職責與權利的當下，捕風捉影者竟然仍活在二十年前，依舊以我在庭外接觸證人為由，含沙射影，指控我教唆偽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