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9日電／據大公報報道，首場“行政長官立法會互動交流答問會”昨日舉行，緊緊圍繞“二十大及兩會精神”的主題，從“安全和穩定”、“發展和幸福”兩個角度切入，通過特首和議員之間的互問互答，讓香港社會看到了一種新的行政立法關系的出現。這種關系特點在於，相互配合程度更高，行政更重視咨詢議會意見，立法更強調治理者的角色。立法會從只著重“質詢”、“制衡”的功能，強化了“合作”、“治港者”作用。在“愛國者治港”新時代，構建符合基本法制度設計、符合香港發展需要立法關系，也才能符合香港最大的利益，符合港人的期望。
特首更重視議員建設性意見
回歸以來，在每個立法會會期，行政長官通常出席四次立法會會議，答複議員就政府的工作或特定事件提出的質詢。每次答問會為時約一個半小時。這種與立法會的互動，本意是要加強行政立法之間的了解，增強立法會對政府政策的了解。但衆所周知的是，答問大會往往成了立法會極端議員的“做騷大會”。從梁國雄、黃毓民開始的“擲蕉”、“擲杯”擾亂會場，到後期變本加厲，尤其是到了2019年，答問大會屢屢“流會”，即便成功開始，過程也充滿極端對抗的場景。
所謂“透過現象看本質”，以往那些極端對抗的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反映了走偏了的行政立法關系，更反映了香港被異化了的政治環境。所幸在關鍵時刻中央果斷出手，為香港制定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行政立法的關系，也得到了根本性扭轉。
新一屆特首上任後，不斷推動特區管治朝符合“愛國者治港”新時代要求的方向發展，也推出了許多措施加強與立法會的互動。但從立法會的運作模式而言，仍然未脫以往之窠臼。對於許多立法會議員而言，仍然視“質詢者”為議員的所有角色，甚至在一些民生議題上，仍然脫離不了以往那種“民粹”立場，缺乏必要的大局意識。＜nextpage＞
那麼，新時代下的行政立法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新的工作模式應該如何？ 李家超昨日在互動交流答問會上的開場白，一開始就提出這麼一個問題：“我經常思考，‘愛國者治港’最高的境界是什麼？可以創造什麼建設力量和價值？”他并認為，“愛國者治港”要發揮更大的力量和價值，有最少三個元素。第一是團結做事：凝聚力量，配合起來，共同為同一目標做事；第二是互動、共識：議員和官員透過互動、溝通，凝聚共識，達至同一目標；第三是視野高度：愛國者治理香港，看問題時既看樹木，更看森林，從大局觀、國家觀、國際觀出發，共同創建香港打拼世界前列的致勝力量。
總結來說是三句話：團結以推動發展，互動以增強共識，拓視野以成大局。從昨日特首的發言，以及李慧瓊、陳健波、鄧飛、容海恩、陳智鵬、黎棟國等衆多立法會議員的問題和答複，圍繞落實二十大及全國兩會精神的主題，從築牢維護國安防綫、提升國安教育水平，到強化人口政策、增強香港競爭力、推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對話。可以說，這種互動答問模式，有兩個“前所未有”：
議員需強化“治港者”角色
第一是所涉及議題的廣度深度前所未有。以往的答問會，更多聚焦一些眼前或相對碎片化的問題，缺乏對更宏觀、更長遠問題的關注，事實上這些問題對香港整體利益更加重要。新模式下，特首和議員涉及衆多議題，所問所答不是流於表面，更多的是涉及問題的根本。第二是問答的建設性前所未有。以往答問會，似乎只有“高聲叫喊”、“打斷特首講話”、“制造衝突”才是核心，市民真正關心、香港發展真正所需的內容欠奉。新模式下，少了火花，但多了建議；少了劍拔弩張，多了思辯。這種模式，真正體現了務實、理性、以整體利益為依歸的民主應有的特點。＜nextpage＞
有人擔心，立法會議員天生就要“質疑”，少了“質詢”就不是議員。這種觀點是錯的。基本法在憲制層面確立本港的管治實行行政主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特別行政區堅持實行行政主導體制，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依照基本法和相關法律履行職責，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習近平主席的講話充分肯定本港行政主導體制，突出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當家人、第一責任人的地位和責任，同時也指出了立法會所應有的角色。
“愛國者治港”下的香港特區，行政立法以更積極的互動、更充分的交流，展現了新時代所應有的擔當。當然，新的答問大會模式還是一個開始，未來行政與立法可以如何實現更好的互動，仍要不斷摸索。更重要的是，立法會議員的角色和以往不同了，要不斷提高議政水平，真正體現“治港者”應有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