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毫不動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激發出“1+1>2”的“所有制生態效應”
文章表示，“兩個毫不動搖”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所有制生態”。在這種多元並存、競爭包容的“生態環境”中，公有制經濟發展離不開非公有制經濟的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離不開公有制經濟的支持。二者相互依存、相互競爭、混合一體、共生發展，誰也離不開誰。從國內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民營經濟發展好的地方，往往國有經濟發展得也好，反之，民營經濟發展不足的地方，那裡的國有企業發展就困難重重。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是因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關係，不是你死我活、贏者通吃的“叢林法則”，而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所激發出“1+1>2”的“所有制生態效應”。
具體來講，一是“兩個毫不動搖”能夠釋放“分工互補效應”。這是從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化大生產和單獨小生產、公共產品生產和私人產品生產的“生產協作分工”和“功能性分工”過程中產生的兩種所有制經濟“取長補短、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的綜合效應。一方面，通過“國有企業加大基礎性、公益性產業投資，進而在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方面作出更大貢獻”，進而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基礎設施支撐和公益性保障。另一方面，通過國有企業“公益類”和“商業類”分類改革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國有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為擴大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進而促進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拓展空間。同樣，非公有制經濟的充分發展，也為國有企業“減員增效”、“剝離社會職能”提供支撐，進而促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從改革開放初期國營企業實行承包制、打破“鐵飯碗”開始，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抓大放小”和國有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再到現在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每一項改革都離不開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的支持和促進。
二是“兩個毫不動搖”共生共存生成“競爭替代效應”。這是指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相互競爭、優勝劣汰而產生的“比學趕超”效應。兩種所有制經濟之間的公平競爭，是刺激和促進它們各自優化自己最有效的力量。馬克思指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相互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一方面，公有制經濟面對來自民營企業和跨國公司的激烈競爭，不得不“苦練內功”，並通過向民營企業和跨國公司學習來提高自己的生存和競爭能力。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面對來自公有制經濟的激勵競爭，更會能動地向公有制性質的企業學習，學習國有企業在幹部管理、企業文化和黨的建設方面的好做法好經驗，以更好提升自己生存和競爭能力。
三是“兩個毫不動搖”相互融合生成“混合共生效應”。這是指中國積極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過程中，由於“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和“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尤其是“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而生成的“公私共生”和“勞資兩利”效應，進而形成“資本聯合”和“勞動聯合”的內在統一，為破解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勞資對立”難題，建立有利於調動勞資兩個積極性的命運共同體，找到了實現形式和制度載體。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不動搖需多管齊下
文章指出，首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必須在思想觀念上正本清源。一方面，要牢固樹立“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與“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的意識，牢記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重大責任，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努力打造一批創新型國有企業，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另一方面，全社會都要牢固樹立“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的觀念，徹底肅清“民營資本原罪論”、“民營經濟離場論”、“新公私合營論”、“民營企業家跑路論”、“民營企業主圍獵賄賂論”、“黨建控制民企論”等錯誤言論的影響，努力營造有利於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社會輿論環境。
其次，必須捍衛憲法和黨章的尊嚴，堅決落實“兩個不可侵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寫入了憲法、黨章，這是不會變的，也是不能變的。”因此，我們要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的要求內化到維護“兩個毫不動搖”的執法司法實踐中，在確保兩種所有制經濟“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前提下，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對一些民營企業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些不規範行為，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按照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原則處理，讓企業家卸下思想包袱，輕裝前進。
第三，必須保持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政策的連續性，為民營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持久動力。三年疫情使許多民營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更需要加大對民營經濟的政策支持力度。為此，一方面要進一步放寬民營經濟的市場准入，另一方面要徹底摒棄“所有制歧視”，徹底拆除阻礙和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玻璃門”、“彈簧門”和“旋轉門”，全面實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在審批許可、經營運行、招投標、軍民融合等方面，為民營企業打造公平競爭環境，給民營企業發展創造充足市場空間。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減輕民營企業負擔，真正解決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堅決杜絕稅務、環保、市場監管部門對民營企業的“亂加稅、亂罰款、亂收費”和銀行部門對民營企業貸收款中存在的“晴天送傘、雨天收傘”現象，自覺做民營企業全天候夥伴。
第四，要繼續構建親清政商關係，不斷促進國企、民企、外企依法合規經營。無論黨委和政府部門，還是各級領導幹部都要滿腔熱忱地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和民營企業家健康成長。一方面，要親民企，真正為民營企業解難題、辦實事，成為民營企業基業長青的護航者。另一方面，要廉潔自律，不想不向民營企業伸手，與民營企業家建立“君子之交”，成為民營經濟合法合規發展的領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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