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4日電／最近，對於ChatGPT 的關注和議論達到了很高熱度，非專業人士可以理解為，這是AI技術的一個突破性創新，將對產業進步和人類經濟生活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一些曾經對高技術產業發展做出過傑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和實業家，都給予ChatGPT以很高評價和估量。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文章分析，那麼，ChatGPT究竟有何力量而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使AI技術的內行外行們都倍感激動？
如果說此前的信息和大數據技術，例如基於信息搜索的互聯網系統，本質上是執行工具，也就是按決策人的指令提供所需信息，其所具有的人工智能主要體現為“聽指令”高效行事，那麼ChatGPT則轉變為可以“出主意”的幫手。
一旦實現“聽指令”向“出主意”的決定性飛躍，就可以向“擔主角”的方向發展。憑借其強大的數據處理能力，在與人的信息交換中，ChatGPT所出的“主意”，例如咨詢意見、設計方案、客戶溝通、文稿創作等，可不斷提高這些工作的質量。在任何特定領域，ChatGPT所提供的“主意”如果成為富有建設性的意見，且難有更高水平的方案替代，那麼ChatGPT實際上就具備了一定的決策功能。“幫手”不僅可以出主意，而且能夠拿“主見”。
這樣，引入了ChatGPT的產業及職業行為就有可能發生實質性變化，發生職能轉換。智能機器人的主動性將更強。其操控者則“坐享其成”，似乎可以進入美好的舒適境界，讓生活變得更加便捷。
而當ChatGPT有了很強的主動性，就可以因變應變，對外部變化作出積極響應。這樣，人工智能技術就發展成為具有主動功能的人工智能體，從而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增添新活力。
此時，生產會越來越多地具備人工智能體形態的行為主體。這類新形態的行為主體，遵循新的組織行為規則，其權責邊界和供求關係都將產生一系列新現象、新問題。人工智能體創造各種“主意”，使用大量來源廣泛的知識資源，那麼這些“主意”所涉及的知識產權如何界定？其行為表現及後果與相關自然人法人之間的法律責任如何確定？這些問題都會成為值得關注的焦點。
例如，如果醫院門診的大多數功能，像掛號候診、檢查檢驗、病情診斷、醫囑處方等都可以由人工智能體承擔，那主診醫生與人工智能體的職能劃分和權責關係如何界定？特別是人工智能體如果達到診斷差錯率顯著地低於主診醫生誤診率的水平，那處方權應歸誰？在更多的行業都將發生類似現象。對此，須有新的規則來維護新的秩序。
ChatGPT在技術上激發和導致人工智能體的主動化和主體化，各類產業和職業形態就有望朝著軟件技術和硬件技術深度融合的方向發展。在許多領域，人工智能體不僅“出主意”“拿主見”，而且要“言必行”“行必果”。例如，如果不滿足於僅僅跟ChatGPT泛泛聊天談飲食，要求人工智能體建議最合適的食譜，而且能夠烹調供食，那麼軟件和硬件的融合就可能成為餐飲和家政等產業新的發展方向。
文章指出，可以預見，未來大多數產業的發展都將融入人工智能技術。以硬件設備為主體的產業，例如製造業、采掘業、基礎設施等，將更多加入人工智能軟件系統；以軟件和人力為主的產業，比如各類服務業將更多加入人工智能設備來替代人工。這些產業新形態的出現，自然是不難預見的前景，人們的生活將因之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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