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策調控和有法必依的關係
包括領土爭議，外交交涉必經各說各話、條件博弈（或稱“討價還價”）、互諒互讓、達成妥協的博弈過程；外交行為之結果的協定等都是妥協的產物。因此，說外交是妥協的藝術並不為過；但是如果沒有第一階段的各說各話，全面系統地闡述己方論點、論據、論述；那就是還未交涉，便退避三舍；如就南海問題，禁言《清法續議界務專條》、“九段線”，那後續交涉就無法律牌可打了。
交涉第一階段，或在其之前，就避開有法必依，依政策調控來取捨國際法規，還會帶來自身外交水平的低下。選擇性運用成為習慣，會帶來選擇性學習、選擇性思考、選擇性記憶的習慣；換言之便是選擇性停止思考，造成多有不知的結果。如不知曾有《清法續議界務專條》，結果是恣意越權對《清法續議界務專條》說：不用了。
博弈外交是常態。各國通常首先收集並運用對本國有利的所有法律依據，充分主張本國權益，無理也要咬三分；之後再磨合，最好是互諒互讓達成協議。不是開始時全力博弈法律戰，而是未交鋒就顧忌起“友邦驚詫”，倡“不爭議”、“擱置爭議”，恣意選擇依法或廢法，偏好用領導決定來調整權益；其負面作用嚴重。如“斷續線”案例，中國似在採取模糊政策，其負作用是被認為主動放棄“斷續線”；又會進而演化成被認為“斷續線”內全部島礁和海域是可以重新細分哪些是中國的哪些不是；不知覺中形成中國主動放棄了斷續線內主權這等“國際共識”。這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所揭示的機制。
最後，迴避博弈而自廢武功，談判中便失去交易籌碼。因為在談判之前就已經讓了步，談判中不好再讓，這又反而有可能引得友邦驚詫，反目成仇；美日搗亂國家此時也就得到了干涉的可乘之機。外交是有“外國”這個對象的行為，時時忍辱負重，對象國便無從知曉中國的真意，不知中國的全面論述，會產生試探中國底線的動機，亦成為美日惡性炒作、干涉的機會。美日慫恿菲律賓打仲裁戰，便是這樣發生的。醜話說在前面反而利於維繫友好關係。當然，“醜話”也可以運用二軌三軌傳過去，學者的重要價值是把“醜話”全面系統地論述清楚。
習近平主席講到:“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當軟骨頭的風骨、氣節、膽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