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思維方式、處世之道迥異。中華“世界一體”的整體綜合思維、“天下一家”的關係感性思維與基於基督教“善惡對立”和西方自然法的美利堅的個體分析思維、邏輯理性思維差若雲泥。中華“求同存異”“廣交朋友”“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相處之道，迥異於美利堅“非同即異”“非友即敵”“不同則鬥”“己所欲，施於人”交往法則。
中美價值觀、生命觀迥異。個人內心修養的中華價值追求迥異於美利堅追求的自由主義的個性張揚，中華“文化人”情義和“天下一家”的人文關懷別於美利堅“經濟人”理性和個體自由的契約精神。中國的生命來自天地和“生命至上”的生命觀迥異於美國的生命源於上帝和“不自由，毋寧死”的生命觀，反映在抗疫中就是中美在“安全與自由”關係上的對立。
中美政治文化迥異。中國歷來講政治掛帥和政治大局，從政是飛黃騰達、光宗耀祖的正途、捷徑，故從科舉到“國考”，其吸引力舉世無雙。美國雖選舉頻繁、激烈，但視政治權力為自由的威脅。儘管金錢政治使權力成為獲取財富的工具，但從政對美國中青年吸引力不大，故“一流人才從商，二流人才從科，三流人才從政”。在當今中國，根本利益一致的官民共治即為政治，政府是社會穩定和民衆福祉的保障，其合法性主要來自政績。在美國，政治始終是權力鬥爭且官民對立，政府被視為“必要的惡”，其合法性來自民衆民主授權，其權力必須被有力制約和監督。中國歷來重視政治權威下的社會秩序和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而美國“把公民自由與公民權利置於社會秩序和社會公正之上”〔45〕，信奉個人自由主義，反對威權主義、思想統一和政府干涉個人自由，認為反政府游行是天賦人權，人民有權以暴力推翻不受其信任的政府。中國反對美國以自己的人權標準干涉別國內政，強調“國家平等”原則。而美國強調一國內所有人的政治“平等”是“天賦人權”，抹黑、打壓其眼中的非民主國家。這就是今天社會撕裂、槍擊案頻發、個人自由極端化的美國反指責社會團結穩定、安全至上的中國缺乏人權的根本原因。
中美種族民族觀迥異。中國信奉“天下一家”“衆生平等”理念，反對種族歧視和民族優越論，主張各種族、民族一律平等，努力推動構建各種族各民族和平共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國堅信“上帝選民論”和美利堅優越論，存在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骨子裡視外族尤其是非西方民族為低等民族。美國國會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表明美國早就存在強烈的對華歧視。在種族主義沉渣泛起與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盛行的今日美國，在反華成為“政治正確”的“新麥卡錫主義”環境中，白人至上主義者煽動的仇華現象日益多見。本人并非白人的美國務院前政策研究室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稱：與美國同蘇聯的競爭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內部爭鬥不同，美國首次面對中國這個并非白人的匹敵競爭者。〔46〕其言外之意是黃皮膚的中國比白皮膚的蘇聯甚至納粹德國更異類、更危險。這是針對中國的“新黃禍論”和“文明衝突論”。
中美歷史觀相反且文明反向興衰。中華五千年悠久、曲折的文明進步史使中國具有厚重歷史感和進步史觀，幾千年的人類領先地位和近代百年屈辱令中華既傲於歷史輝煌又有歷史悲情。中國既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教訓，又勇於擺脫歷史束縛，決心重現中華歷史輝煌。美國在飛黃騰達的短暫歷程中沒經歷民族苦難，雖遭遇過對外擴張的挫折，但不汲取歷史教訓，力求永保霸權。兩個半世紀以來，中美發展歷程基本相反。美國立國時，中國處於“康乾盛世”，但美國由弱變強，中國從強變弱。到19世紀末美國成為世界列強之一時，中國淪為列強欺侮、瓜分的對象。但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華民族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復興進程。21世紀的中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正闊步進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衝刺階段。決心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決不容許任人宰割的歷史悲劇重演。而二戰後與蘇爭霸、冷戰後獨霸世界的美國，在經歷了21世紀初的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華爾街金融危機後盛極而衰，現在因不斷激化的各種矛盾而陷入嚴重困境。為轉移國內矛盾，在與生俱來的民族優越感和與日俱增的霸權焦慮感共同驅使下，慣於藉外敵增強國內凝聚力的美國把非我族類卻蒸蒸日上的中國當作頭號威脅，儘管中國崛起完全靠長期艱苦奮鬥而非歐美列強的對外擴張和殖民掠奪。曾經同情、幫助過羸弱中國的美國，不願在衰落中與和平崛起的中國友好相處。
註釋：
〔1〕1929年斯大林對到訪莫斯科的信奉這一理論的美共領導人臘夫斯通（Jay Lovestone）的批判使“美利堅例外主義”這個概念廣為人知。從19世紀30年代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論美國的民主》到2013年布魯克斯（Stephen Brooks）的《奧巴馬時代的美利堅例外主義》，“美利堅例外主義”一直是美國政治社會學與外交思想史學界永不過時的話題，主流觀點承認其深遠影響并大加贊賞，與美國政界和宗教文化界乃至民衆的主流話語一致，任何質疑、否認或不宣揚它的政界人士必然遭受攻擊。
〔2〕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1996, p.18.
〔3〕Werner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Plains, New York, 1976;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06.
〔4〕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2000.
〔5〕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1996.
〔6〕Max Lerner, 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7, Vol.1, p.65.
〔7〕[英]巴里·布贊：《美國和諸大國：21世紀的世界政治》（劉永濤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1月版。
〔8〕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9〕新近有代表性的作品如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0〕Peter Baldwin, 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How America and Europe Are Alik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Walt Stephen,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12〕Godfrey Hodgson,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Donald E. Pease, The New American Excepion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14〕Stephen M. Walt,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engn Policy , November , 2011；[美]傑里爾·羅賽蒂：《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學》（周啓朋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383頁；[美]沃爾特·米德：《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曹化銀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頁。轉引自高程：《美國對外政策的驅動力：物質利益至上？》，《美國研究》，2012年第2期，第84~85頁。
〔15〕Walter A. McDougall, The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Boston: New York: Mifflin Company, 1997, p.37.轉引自周琪主編：《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3頁。
〔16〕[美]羅·麥克納馬拉、詹·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建言書》，張立平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9頁。
〔17〕轉引自[美]劉易斯·哈茨：《美國自由主義傳統》，張敏謙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頁。
〔18〕[美]查爾斯·庫普乾：《美國時代的終結：美國外交政策與21世紀的地緣政治》，潘忠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頁。
〔19〕[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804頁。
〔20〕 [美]詹姆斯·O·羅伯特：《美國神話 美國現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頁。
〔21〕Walter A. McDougall, The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p.10.
〔22〕Deborah L. Mandse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p.20.
〔23〕[美]威廉·富布賴特：《帝國的代價》，簡新芽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頁。
〔24〕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9, p.131.
〔25〕Richard Mathews, The Radical Politic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65.pp.79~82.
〔26〕[美]羅伯特·卡根：《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國際地位》（下册），袁勝育等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36頁。
〔27〕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125.
〔28〕Pierre Hassn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Empire of Force or the Force of Empire, 轉引自[英]巴里·布贊：《美國和諸大國：21世紀的世界政治》，第161頁。
〔29〕王立新：《意識形態與美國對外政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27頁。
〔30〕張宇燕、高程：《美國行為的信仰根源》，《國際經濟評論》，2007年7/8期。
〔31〕劉國平：《美國民主制度輸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94頁。
〔32〕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7.
〔33〕周琪：《“布什主義”與美國新保守主義》，《美國研究》，2007年第2期，第21頁。
〔34〕Heman Melville, White Jacket,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pp.143.
〔35〕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p.16.轉引自王立新：《意識形態與美國對外政策》，第82頁。
〔36〕Siobban McEvoy-Levvy, American Exceptionn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Public Dipoma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London:Palgrave,2001, p.28.轉引自周琪：《“布什主義”與美國新保守主義》，第22頁。
〔37〕 [英]巴里·布贊：《美國和諸大國：21世紀的世界政治》，第161頁。
〔38〕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128.
〔39〕轉引自：騰訊網“法苑群英”，2022年4月15日17：32：21。
〔40〕[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付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前言第2頁。
〔41〕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42〕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 https://www.white 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43〕[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四版），張理京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4頁。
〔44〕[美]塞繆爾·亨廷頓：《美國國家特性面臨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頁。
〔45〕鄭保國《美利堅霸權透析》，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22頁。
〔46〕環球網，2019年5月6日6：34。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2月號，總第30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