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給予的賄賂共計人民幣379萬元，構成受賄犯罪。
年輕幹部嗜賭成性，短短3年，收受賄賂就超300萬元，令人瞠目結舌。“縱觀陳瀟違紀違法時間線，其職務犯罪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成為區管副職領導幹部以後。在379萬元受賄款中，有219萬元是其以借為名向管理服務對象主動索要的。”拱墅區紀委監委第一紀檢監察室副主任林志剛說。
比如，在負責處理轄區內P2P平台處置、工程項目管理等方面工作時，先後向杭州某金融公司葉某某、浙江某工程咨詢公司鬱某等“借款”120萬元；利用分管祥符街道“陽光老人家”項目裝修建設的便利，夥同街道工作人員何某某，在項目招標、材料採購、欠款支付等事項上為相關人員提供幫助，索取回扣款51萬元；此外，還多次向管理服務對象陳某、王某某借款5萬元至40萬元。
除上述問題，陳瀟還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收受禮金、消費卡及接受宴請和娛樂活動等安排。
梳理陳瀟案始末，涉案金額特別巨大，呈現全鏈條式腐敗、權力變現早發等特點，所暴露的問題既有相關街道監管方面的缺失，也有年輕幹部違紀違法的共性特徵。
從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看，街道黨工委主體責任落實不力。“街道黨工委對陳瀟長期網絡賭博等行為，未做到過問、提醒，未及時掌握其思想、工作、作風、生活狀態，未及時發現問題並督促糾正或向上級反映。”陳皿還認為，街道紀工委未能切實履行好同級監督責任，對同級黨委領導幹部履行職責、行使權力情況的監督落實不到位，最終導致責任壓力傳導層層遞減。
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不到位，給陳瀟的權力變現以可乘之機。“一些單位對年輕幹部重使用、輕監管，監督管理機制流於形式，制度存在漏洞、監管存在缺失，又缺乏經常性的提醒教育，導致一些年輕幹部監守自盜、肆無忌憚。”陳皿說，本案中陳瀟之所以能用權任性，與街道對幹部權力運行、項目運行、廉政風險排查等方面的監管缺失不無關係。
該案也再一次凸顯了年輕幹部教育管理的重要性。陳瀟認為向管理服務對象“借款”，“最多只是違紀而已”，足見其紀法意識的淡漠。“調查中發現，街道在日常工作中開展紀法教育、警示教育相對較少，黨風廉政教育存在走過場的情況，對黨員幹部廉政意識的樹立缺乏精準的引導，尤其是對於年輕領導幹部缺少廉政警示教育，對於黨員幹部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提醒教育不及時。”拱墅區委常委，區紀委書記、監委主任熊雄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