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和提效的著力點分別在哪？
賈康：現階段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其“積極”二字首先特指政策的擴張性特徵，即在經濟運行狀態相對低迷、下行壓力需要得到對衝的情況下，財政應採取減稅、降低企業負擔和增加支出以提升經濟景氣為取向的政策安排。
我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應在兩大維度即在總量與結構上綜合優化。首先，在總量擴張維度上，2023年，我國財政政策將注重適當提高赤字率水平，會相應匹配合理提升公共部門負債率水平；其次，在優化結構維度上，財政政策將繼續發力施行支持有效投資、引導消費增長、促進配套改革和完善社保體系等相關的多項收入與支出可選措施，專項債、貼息等政策工具，在體現“四兩撥千斤”式發揮乘數放大作用的同時，更具有鮮明的優化結構、支持重點領域發展的功能作用。
另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保持必要的財政支出強度”，可作如下理解，第一，財政支出的規模特徵將在幾年來持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基礎上，繼續體現其連續性；第二，已支出規模特徵體現的“強度”，合乎邏輯地服務於積極財政政策總體要求的擴張效應的生成，並在支出資金來源有限的條件下，需要合理地通過赤字安排來達到其強度目標；第三，支出強度的概念，必然要延伸至幾年來中央已明確要求的支出資金要以“實物工作量”的考核來落實其績效；第四，財政支出強度的具體落實，必然要與財政政策不可替代的“優化結構”功能有機結合，融合於、體現於通盤的“突出重點，兼顧一般”的財政預算中。
澎湃新聞：您剛才提到，明年我國財政政策將注重適當提高赤字率水平，您曾建議，要提高到3%以上，背後有哪些客觀需要和主觀可能？
賈康：我覺得明年財政政策必須把赤字率進一步提高。提高以後，填補赤字將主要靠公債發行，我國的公債仍然還有安全區裡的可用空間。
赤字率安排，在中國帶有政府政策的導向意義和政府態度一定程度的象徵意義，前幾年高的時候提到3.6%，後來落到3.3%，去年降到2.8%，而對2.8%有特殊的說明，有些特別的一次性的資金來源是配上去的。今年可能沒有那麼多的一次性資金來源去匹配了，但客觀形勢又特別需要擴大內需對衝下行壓力，所以我認為應該把赤字率抬高到3%以上為好。3%以上，更多的也是體現政府的一個姿態、政府政策的一個大方向，當然也要落在綜合考慮各種相關因素後的安全區之內。
澎湃新聞：積極的財政政策也要兼顧財政可持續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控，如何把握？當下財政風險控制的重點在哪裡？
賈康：財政的擴張安排服務全局的高質量發展，與財政自身的可持續運行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從我國財政經濟狀況綜合分析，如果2023年把赤字率提高到3%或再高一些，仍然是有安全性保障的，但我們也需瞻前顧後，留有一定餘地，不宜一下提得過高。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風險控制方面特別提到的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控”。確實因為我們公共部門的負債率還有空間，更多關注的還是地方債如何規範化運作，應予以特別注意的是隱性債務問題。預算法修訂後，陽光化舉借的我國地方債，其規範性相對較高，但是仍有出於特定原因的一些地方“隱性負債”，其規範性低而風險度高，應作為財政風險控制的重點。要高度重視通過制度建設、管理優化、加強監管來防範與化解地方隱性債務風險因素。
此外，要特別注意針對地方層面的一些困難和問題，把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加以提高，通過財力的適當下沉，做好基層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工作。
房地產業大方向回暖，但是過程會在“冰火兩重天”格局中展開
澎湃新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指出“有效防範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後隨即提出，要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兩者放在一起，釋放出什麼信號？
賈康：這很值得關注中央指導意見表述內含的邏輯。原來講房地產從嚴從緊防範風險，是防範“灰犀牛”會從房地產過熱這方面衝擊我們，實際的結果變成了“灰犀牛”是從房地產特別低迷、甚至人們擔心會崩盤這方面衝擊了我們。
現在會議在提出防範經濟金融風險後面緊跟著講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實際上暗指著這種聯繫，即如果不把房地產支柱產業的情況調到可持續，就可能會產生嚴重的金融風險。其實這是它隱含的邏輯判斷，因為房地產業界所有的這些經濟活動，跟金融系統和國民經濟運行大系統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繫。
澎湃新聞：您認為2023年房地產市場是否會回暖？近期，多地取消限購、限售等限制性政策，在您看來，這種調整的作用有多大？
賈康：大方向肯定是回暖，但是回暖的過程一定是有“冰火兩重天”格局之下的差異性。“火”的一邊已經回暖了，我們已經看到深圳、杭州這方面已有跡象，“冰的”那邊就得觀察等待，不會一起回暖，更多要強調一城一策，一地一策。
限制性政策要減少和放寬，是這個階段上的大勢所趨，會起一定作用，會配合著回暖。要因城施策，但是各地大方向的共同點還都是放鬆。
澎湃新聞：2023年房地產行業的重點應該是什麼？
賈康：應該是在房地產市場出現這種回暖，使它更好配合擴大內需、發揮支柱產業作用的同時，一定要下決心解決它“健康發展新模式”的問題。
中央用“健康發展新模式”這個術語，我覺得實質上還是原來講的“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要打造出來。怎麼打造？2016年“9•30”新政推出那一年，中央提出要依靠“基礎性制度建設”來打造健康發展長效機制，但我們這些年有關房地產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的基礎性制度建設，遠未過關，始終是只治標不治本。
基礎性制度建設，至少要從四個方面發力，一是住房雙軌制，即做好商品房和保障房的開發規劃；二是土地制度改革，一個未來推進的大方向可以是建立符合現代經濟要求的很清晰的產權界定和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的統一大平台，配之以服務於國土開發高水平頂層規劃的土地收儲制度；三是金融制度，前面說住房是雙軌制，那金融就不可能只是單軌的，一定是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互協調，相互呼應，來支持土地開發、不動產形成，以及住房制度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四是房地產稅問題，中央在這方面，大方向一直沒有動搖過，棘手的問題只是怎麼創造條件推出它，確實比較複雜，往後還是要找到合理的一些配套條件，通過改革試點擴圍，提供更豐富的本土經驗支持“稅收法定”軌道上的推進，創造條件，還是要攻堅克難推進這個改革。
中國經濟增速走出下行周期值得期待
澎湃新聞：民營經濟與就業、社會穩定密切相關，2022年以來，宏觀政策上一系列旨在為中小微企業紓困的措施持續發力，在您看來，哪些政策效果比較好？哪些在2023年可以有所調整？
賈康：中小微企業裡邊最主要還是1.6億市場主體中占絕大多數的小微企業。疫情衝擊之下，原來2020年的經驗有必要還可以再用，比如以財政貼息來給他們發放優惠貸款，讓企業能夠維持，實際上就維持了就業，維持了基本民生。“扛過”壓力以後，穩定局面就可以連續，扛不過去，情況就很危險，所以2020年的抗疫特別國債裡有2000多億元專門直達到基層做財政貼息的優惠貸款，這對於小微企業是最實的支持。
另外，各個地方可以具體考慮，因城施策，比如對店鋪式企業，一般是餐飲、銷售、服務等類的，地方政府可以考慮發放促銷性質的消費券，當然這只能是輔助性的，但有比沒有好，也可以幫助中小微企業。
澎湃新聞：您提到中國經濟增速需要實現中期概念的L形轉換，目前來看，L型轉換還有多久可以實現？
賈康：大概率2023年一季度以後，經濟應該往上走，但能不能達到中期概念的L形轉換，要努力爭取，我覺得應該值得期待。
前面我國曾有2015年到2018年12個季度的增速平台狀態，後被貿易摩擦打破，而貿易摩擦的一些影響現在已經大體消化了，漸有新的平衡點了，速度重心已經降下來，如果疫情影響消化掉，是不是有希望再實現一個速度重心比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6.7%-6.9%要低一些的新的平台。至少我們要爭取如此，比如，比那時降一個點則為5.7%-5.9%，很值得爭取在這樣的平台上運行一段時間。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滕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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