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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2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視察自衛隊。 |
中評社北京12月15日電／據海外網報道，據《日本經濟新聞》12月13日報道，日本自民黨與公明黨12日舉行協商工作會議，就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3份文件的修訂方案達成一致。在新文件中，日本將中國明確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并寫入日本將有“反擊能力”、增加防衛費等內容。日本對華最新定位，折射出日本至今仍未從思想根源解決好對華認知的老問題。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2月14日所言，日本靠渲染“中國威脅”為自身強軍擴武尋找借口的圖謀是不可能得逞的。
回顧2013年至今的日本政治外交不難發現，雖然更替了3位首相，但日本始終以渲染“中國威脅論”來推動突破“和平憲法”限制發展軍備：在安倍晉三擔任首相期間，日本一邊幹預炒作南海議題、妄稱中國軍費不透明，一邊解禁集體自衛權、強推安保關聯法案、放寬武器出口三原則；在菅義偉擔任首相時期，日本明目張膽地插手台灣事務，并積極提高日本防衛預算；到了岸田文雄擔任首相，日本一邊妄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國試圖單方面改變東海、南海現狀”，一邊加大從美國采購武器裝備、加強日本武器研發和升級。時下，日本將中國的定位渲染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到底心懷的什麼“鬼胎”不難看透——事實上并不是中國如何“挑戰”了日本國家安保，而是日本在今後推進軍事鬆綁的過程中，需要一個新的、更具蠱惑性的、更唬人的表述來嚇唬日本民衆，來轉移周邊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警惕視綫。
日本將中國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更暴露了日本始終未能理性客觀地看待中國的發展。回顧過去近10年，中日之間的綜合國力差距確實在不斷拉大，但中國的對日政策始終沒有變，且中方還多次就發展和改善中日關系提出具體建議。比如，2015年4月22日，習近平主席應約會見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強調，“我們願意同日方加強對話溝通，增信釋疑，努力將中日第四個政治文件中關於‘中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轉化為廣泛的社會共識。” 2020年9月25日，習近平主席同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通話期間強調，“中方願同日本新政府一道，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各項原則和精神，妥善處理歷史等重大敏感問題，不斷增進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擴大人文交流，努力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今年11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會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時強調，“中日關系的重要性沒有變，也不會變。中方願同日方一道，從戰略高度把握好兩國關系大方向，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然而，面對中方表現的善意，日本方面卻反複做出一些有損中日關系的舉動。究其根本原因，在於日本始終未能客觀地看待中國發展，未能理性認清中國崛起給日本帶來的積極利好，由此才導致日本偏執地將中國視作“假想敵”，這一次日本將中國定位描述的變化，再次暴露了日本扭曲的中國觀。＜nextpage＞
中國究竟是不是“挑戰”，日本應該十分清楚。過去40多年來日本分享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紅利；新冠疫情暴發前，大量中國游客赴日旅行消費，幫助日本擺脫通縮泥淖；中國正在推動高質量發展、擴大高水平開放、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的新發展也將為日本帶來更多新機遇……無數事實說明，中國始終是日本的發展機遇。作為長久的近鄰和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兩國理應順應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互利合作，共同為本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發揮積極作用。日本在處理對華關系上應保持基本的理性：鄰里關系不應被卷入陣營對抗的窠臼，更不應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