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GDP總量按不變價人民幣計算增長8.1%，按現價人民幣計算增長12.8%，按現價美元計算則增長20%。如按現價美元計算，GDP總量在2020年為14.7萬億美元，2021年為17.7萬億美元，增加3萬億美元。這3萬億美元中，大約2萬億美元來自現價人民幣衡量的增長，1萬億美元來自匯率升值。從2020年到202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6.9升到6.45，升幅為7%。
按照已有發展規劃，到2035年，中國人均收入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也就是3萬美元以上。如果按人民幣不變價計算，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此間年均增速也要達到4.7%以上，難度相當大，但這並不意味著已定目標無法實現。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匯率變動。根據日本、德國的歷史經驗，其人均收入在達到1萬美元後的16年間，都經歷了經濟中速增長和匯率快速升值的過程，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上升，其中匯率升值的貢獻顯著大於實際增長的貢獻。
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激發結構性潛能上
文章表示，匯率變動是一個複雜問題，從長期看，最重要的變量是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指標。由此引出的啟示是，我們需要保持可爭取的、不盲目追高、符合現階段潛在增長率的增速，更重要、難度更大的是堅持高質量發展不動搖，其內涵包括宏觀基本穩定，微觀有活力，結構持續轉型升級。假設年均實際增速為5%左右，人民幣現價與不變價差額和匯率升值之和上升5%，到2035年人均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是有可能實現的。
無論是保持必要增速，還是堅持高質量發展，都必須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通過深化改革開放激發結構性潛能上。在邏輯層面，我們可以區分三種增長率，一是技術可能性意義上的潛在增長率，二是既有體制架構內可實現的增長率，三是宏觀政策約束下可實現的增長率。實際增長率是以上三種增長率的叠加。技術可能性意義上的潛在增長率逐步下降，但仍可達到5%—5.5%。近些年宏觀政策的度總體上把握得較好，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基本上滿足了經濟救助、恢復和發展的需要，也沒有搞大水漫灌，不存在政策過緊而壓制增長率的情況。這樣，關注的重點就要轉到技術可能性意義上的潛在增長率和體制架構內可實現的增長率之間的缺口上。近期需要推出一批具有擴張性的深化改革開放、促進創新的政策舉措，放鬆不當政策對增長潛能的約束，使之成為穩增長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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