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時，劉守英認為，形成中國不同體制特徵的三個因素決定了中國特色。第一，超大人口規模和傳統文化基因的國情。人口規模會決定國家的市場規模，也會決定國家在世界上的權重。在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後，市場和消費對全球的影響力更大，自然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而傳統文化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國家的現代化選擇。儘管在現代化的開始階段，人們會對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批判，但不管怎麼批判，它還會在，只是在某個階段不起作用，或是起負作用，到一定的階段後，這些文化就會激活。
第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國在擺脫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進行了大量的理論探索，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後，根據不同時期的變化，將理論與中國現實結合，不斷進行中國化和時代化。
第三，體制變遷。體制變遷又可進一步分為三點，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問題導向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與改革。劉守英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1921年以來中國現代化中最重要的一點，中國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重大差別就在於此。西方雖有黨派，但沒有一個黨在一以貫之地引導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體制變革基於每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尋找和探尋制度變遷，它是解決問題、基於問題的。並且，在選擇社會主義制度後，我們又根據各個階段出現的問題來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形成整個中國體制變革的基本脈絡。
此外，劉守英通過具體的對比，展現了中國特色，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國家秩序的建構。中國共產黨最初“以俄為師”，但很快就發現不適應，因為俄實際上是在城市進行暴動，而共產黨當時的地盤主要在鄉村，如果建立起鄉村秩序，相對就能建立國家秩序。因此，在這一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以土地改革為核心，重構鄉村秩序。劉守英表示，我們在整個革命時期的道路選擇、秩序建構和體制建構，實際上為後來的社會主義體制建構提供基礎，形成獨特性。
最後，劉守英表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機遇也有挑戰，中國未來的一百年不會比過去實現小康的一百年輕鬆。我們要建成的是現代化國家，而且是要用社會主義制度來建立現代化國家，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