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禁蒙面法》一役的教訓極為深刻，這也說明了黎智英一方為何執意要聘請英國“禦用大狀”，並非是因為他熟悉香港國安法的條文，能夠為審訊提供所謂有益、有建設性的觀點，而是在於其英國大狀的身份、在於其處理西方人權案的經驗，企圖以西方的法律條文和案例，去“抽秤”以至否定國安法，如果審訊最後法庭被其說動，又或被其所謂“權威”的身份影響，難保不會對國安法日後的實施和解讀造成負面影響。這才是黎智英千方百計聘請“禦用大狀”的原因。
黎智英一方的另一個策略，就是不斷橫生枝節，不斷挑動爭議，炒作案件，甚至提出一些毫無理據的爭議，目的是干擾審訊，只要一次成功，難保就可以扭轉乾坤。
最明顯例子是黎智英一方近日又以案件不設陪審團為由提出“永久終止聆訊”。這個理據荒謬之極，不但香港國安法已有明文規定，“唐英傑案”也有了明確的案例，提出“永久終止聆訊”完全是無理無法無據。
香港國安法第四十六條列明，律政司司長可基於三個理由發出證書，指示相關訴訟毋須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理，分別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這三個理據都是十分清楚，黎智英本身所犯的就是勾結外國勢力罪，怎可能沒有涉外因素？怎可能沒有國家機密？如果黎智英案都不符合這三個理據，請問又有哪一個案符合？
國安公署可行使管轄權
至於不設陪審團是否違反基本法以及香港的司法公正。在“唐英傑案”中，上訴庭已表明香港國安法擁有特殊的憲法地位，而且陪審團不應假設是達至公平的唯一方式，上訴庭並指，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都沒有指明陪審團不可或缺。說明不設陪審團的法律問題已經明確及解決。在這樣情況下，黎智英一方仍要提出“永久終止聆訊”，不但是不專業的表現，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企圖通過不斷提出各種“申請”、“程序”，拖延案件審訊，甚至是挑戰國安法權威。
黎智英一方提出的理據根本就不成立，但令人憂慮的是，在聘請英國“禦用大狀”一事上，卻似有中門大開之感。早前上訴庭已駁回律政司有關上訴，之後律師司再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上訴庭日前再次拒絕批出上訴許可。這難免傳達出一個令人憂慮的信息，令外界擔心能否貫徹落實香港國安法，能否完整根據國安法條文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判決。如果在審訊中屢次出現各種空子，讓黎智英一方不斷利用，借此逃避或減輕刑責，這對於國安法將是一次損害，各界都不希望看到，中央更不會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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