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將歷史解釋為善惡之間無休止鬥爭的摩尼教現在是用來描繪和構架這種立場和敘述的主要工具。在全球層面的確如此，比如關於烏克蘭和伊朗等熱點地區的衝突。但令人遺憾的是，摩尼教也日益影響到許多西方社會內部的爭論。
這是一種二元邏輯，一種有可能進一步激化“我們對他們”理念的心態。而這種邏輯正在塑造迅速走上不歸路的國際關係。
俄羅斯總統普京最近發表講話，慶祝吞並被俄軍部分占領的四個地區。講話敲響了俄羅斯與西方任何和解機會的喪鐘，暗示雙方出現了不可逾越的深淵。
普京講話的幾段節選表明了立場：“他們（西方國家）把我們的思想和哲學視為直接威脅。這就是他們把我們的哲學家作為暗殺目標的原因。”
他還說，西方精英“明目張膽地把世界分為他們的臣民——所謂文明國家——以及其他所有人……應該被列入野蠻人的名單”。
我們不僅目睹了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深淵，也目睹了美國自身的深淵。
拜登的民主例外論似乎不僅針對其所感知的外部敵人，也針對相當一部分美國民眾：“特朗普和鼓吹‘讓美國偉大’的共和黨人代表著一種威脅我們共和國根基的極端主義。”
美國例外論以其雙重標準疏離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文化。民主例外論有可能進一步分裂和疏遠已經充分被新自由主義的不平等所懲罰的部分西方國家。在法國、瑞典和意大利最近的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這可能預示著11月8日的“判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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