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5日電／據大公報報道，過去數十年，跨國企業充分利用全球生產要素的分工和比較優勢，推動生產投資、科技和金融全球化，促進了產業鏈價值鏈的緊密融合。但近年來因大國博弈、地緣政治變化，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思潮興起，全球經濟、貿易、科技和金融制裁升級，致使跨國投資被迫轉向。大國關系、地緣政治、投資安全等成為跨國投資的重要考慮因素，國家主權投資也開始扮演越來越突出的角色。
由於外部形勢急劇變化，無論是跨國企業、私募基金投資機構還是主權投資機構，都不得不重塑投資理念，重設投資議題。
三大領域面臨挑戰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2022年世界投資報告》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外國投資出現明顯分化，發展不平衡問題進一步加劇，預計2022年外國直接投資可能會呈現下降趨勢。
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均為跨國投資的受益者，正是跨國投資的發展促進了全球化進程，為全球產業鏈布局提供了源頭活水。但由於大國博弈加劇和地緣政治危機的蔓延，加上全球氣候變化，跨國投資正面臨三方面的挑戰：
其一，“逆全球化”致使跨國投資分化。世界秩序正迎來深刻變化，促使跨國投資加速分化，再加上現在歐美央行紛紛開啓競爭性加息行動後，新興經濟體遭遇到了持續的資本外流、匯率大規模貶值、國債收益率劇烈波動。數據顯示，新興市場已經連續5個月資本流出，創下17年來最長外流紀錄，僅債市的資本流出額就高達300億美元。在此背景下，跨國投資加快向發達經濟體流入，2021年發達經濟體吸引外資增長了200％，而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外資僅增長了30％。可見，跨國投資出現了嚴重的分化和不平衡現象。＜nextpage＞
其二，地緣政治因素左右跨國投資走向。俄烏衝突爆發後，歐美實施了多輪經貿和金融、科技等制裁，許多在俄羅斯投資的跨國企業開始撤出，其中包括汽車制造、石油開發及金融投資機構。一些跨國企業被迫中斷投資合作，如英國石油就退出俄羅斯石油的股權，合計造成損失超過250億美元。而俄羅斯政府也制定了限制歐美企業退出本國市場的懲罰性措施，并收回了部分跨國企業的合資項目權限，如近期俄羅斯將遠東油氣項目運營權收歸國有。地緣政治已成為左右跨國投資方向的不可抗力因素，這也對跨國投資的安全性構成挑戰。
其三，氣候變化將影響跨國投資議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刻不容緩，《巴黎氣候協定》已經付諸實施，盡管遭遇了一些困難，但各國都投入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ESG（環境、社會和企業管理）投資成為了新的發展趨勢。全球可持續投資聯盟（GSIA）數據顯示，2020年初全球ESG投資規模達35萬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超過13％。但在全球ESG投資標准尚未確立、減碳減排投資壓力增加，以及綠色投資需求還存在較大缺口的背景下，未來跨國投資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仍值得深入探討。此外，ESG投資的全球框架與金融市場影響遠未能彌補可持續投資的巨大需求，在能源危機加深的特殊時期，歐洲國家如何落實可持續投資和可再生能源計劃將充滿挑戰。
未來發展三大趨勢
總的來說，跨國投資仍處於一個穩步的上升期，但未來將愈發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同時國家主權投資將隨著發達國家產業政策的回歸而成為主導力量，或對跨國投資的市場化帶來影響：
首先，更加重視投資安全和政策風險。由於全球秩序的演變加快，地緣政治將是決定未來跨國投資風向的重大影響因子。近期美國出台的《芯片與競爭法案》提出，補貼支持全球芯片制造企業擴大在美投資，同時以商務部名義限制其在新興市場的設備投資。而歐洲方面因能源危機引發“去工業化”潮，制造業企業陷入停產停工的困境，資金開始轉向亞洲新興市場和美國。歐盟披露的數據顯示，2021年歐盟委員會審查的外國直接投資（FDI）交易數量超過400餘項，主要涉及信息和通訊技術、制造業等領域。從未來發展情形預判，不僅跨國企業將因地緣政治風險而改變風格，采取更加謹慎的投資策略，更加注重投資的安全性，同時也將重視投資風險審查，著重關注地緣政治問題和國家投資政策動向，縮減在高風險地區的金融投資計劃。＜nextpage＞
其次，著眼於加快多元化市場布局。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重構趨勢逐漸明朗化，盡管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重申了全球化的重要性，但鑒於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再加上歐盟投資准入門檻的抬升，許多國際資本開始加快流出歐洲市場，不僅造成歐洲金融市場動蕩加劇，而且導致外資投資下降，2021年歐盟吸引FDI（外資直接投資）按年下跌31％。面對“逆全球化”潮流，以中國、東南亞諸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推動對外開放，放寬政策以促進跨國投資。盡管歐美國家實施跨國投資限制政策，但也為新興市場提供了機會窗口，預計將促進新興市場跨國投資增長。
最後，主權投資將成為新的趨勢。從世界局勢發展來看，歐美國家紛紛推出國家產業扶植計劃，包括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投資，推動“再工業化”，國家主權投資在跨國投資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歐盟推出了一項3000億歐元的能源計劃，美國則制定了高達2800億美元的半導體行業投資計劃，由此表明國家層面介入跨國投資的範疇正在擴大。以新加坡淡馬錫投資公司為例，該公司的投資組合超過2900億美元，20年期股東年均回報率為8％，10年期股東年均回報率為7％。未來隨著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和大國博弈，主權投資將成為驅動科技創新、促進綠色可持續發展，以及引領全球長期價值投資的主要力量。
結語與展望
因新冠疫情衝擊，跨國投資遭遇了階段性的下滑，俄烏衝突又加劇了政策收緊和地緣政治危機，導致跨國投資重構，歐美著力實施更加嚴格的投資審查機制，進一步抬高了跨國投資的門檻。對此，我們應重新審視跨國投資的發展進程：＜nextpage＞
一是重視潛在的地緣政治風險。未來跨國投資的環境將趨於複雜化，必須加強潛在地緣政治風險監測，確保跨國投資符合當地政策法規，同時把握新一輪跨國投資變局中的結構性機會，特別是抓住新興市場、新興產業、新興領域的發展機遇，比如可再生能源資源、金融科技、生物健康、6G等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增長點。
二是社會責任納入投資範疇。過去一段時期，跨國投資的逐利性突顯，忽視了綠色生態保護、社會責任及環境友好等價值理念，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新形勢之下，跨國投資應更加促進ESG投資理念的實踐，增進人類福祉，重視可再生能源、資源環保利用等領域投資，關注藍色經濟、海洋環境等，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投資，推動實現全球投資均衡和平等化。
三是構建自由開放公平的投資生態。面對越演越烈的“逆全球化”趨勢與保護主義思潮，全球跨國企業、國際多邊機構和國際組織應堅持全球化方向，盡快推動全球化重啓，促進跨國投資的自由、開放，反對不公平的投資安全審查，倡導公平互利的跨國投資原則，構建可持續、市場化、更加公平的投資環境。
應該看到，作為跨國投資的最大受益者，發達國家不僅充分利用了來自新興市場廉價的能源資源、原材料，而且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獲得了相對優質低價的工業品、消費品，維系了長期的低通脹環境。對此，發達經濟體應摒棄“零和博弈”與“逆全球化”觀念，正視新興經濟體的重要性與正在上升的國際地位，為推動跨國投資可持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否則越來越多的發達經濟體將陷入被動衰退，甚至發展停滯的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