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鈞凱進而表示，有步驟、分階段進行兩岸協商談判，其實早已寫入2005年實施的《反分裂國家法》第七條，看得出來，北京在“習五點”開出了“統一談判”的起跑槍聲之後，等待三年半卻等不到台灣方面的實質回應，於是再透過白皮書的形式發出“統一談判”的再呼喚、再呼籲與再提示。他認為，在此用意之下，這份白皮書所鋪墊的最關鍵話語也就浮現了出來。不再像前兩份白皮書言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同時又辯證地保留的更大的彈性空間，比如駐軍問題等等，既然台灣方面對“兩制台灣方案”置之不理，那麼北京就率先提出自己的統一版本，畫出統一後的基本骨架，更預設好終局的基本安排。
張鈞凱比喻說，北京的統一版本，就像是先蓋好了一間房子的結構與外觀，這是不能更動的前提，但屋內隔間布置與裝潢擺設，都是可以再協商溝通，尋找出大家都能接受而且認同的鋪排。在北京畫好的這張草圖中，這幢房屋已定名為“台灣特別行特區”，既不叫“台灣省”，更不可能沿用原名“中華民國”。屋子的使用管理則打算交給台灣，“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依法高度自治”。屋內的各種陳設，白皮書“設計師”擬出一套“空間和內涵將得到充分展現”的“台灣方案”，可以參考“香港模式”與“澳門模式”，但不等於百分之百完全復刻移植，就看談的過程與結果。
張鈞凱認為，白皮書言及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弦外之音，事實上牽涉到北京對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戰場，恐怕已經揚棄了過去的“統vs.獨”，而進一步轉移限縮到“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的選擇。他分析，在北京看來，其所主導的戰場必然劃設在“一國”範疇之內，“台灣方案”則是“兩制”之下，能給台灣人民提供最大、最廣闊的彈性靈活空間，而且還能夠在國家整體發展的機遇下，權益得到保障、改善社會民生、共享民族復興榮光、利於地區與世界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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