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門研究傳染病的生物倫理學家、加拿大韋仕敦大學助理教授麥克斯韋·史密斯表示：“我們看到，當一次又一次，大多數最有特權、最有優勢的人不再認為自己有風險時，我們往往會繼續進行普遍的社會幹預。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將負擔完全轉移到人口中最有風險、最脆弱的部分。”
史密斯認為，隨著大流行病的每一次破壞性轉折，應對新冠疫情的成本很明顯不是平等承擔的。例如，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在一波又一波疫情浪潮中，低收入居民死於新冠的比例遠遠高於那些富有的人。即使在推出疫苗和治療方法後，最低收入社區的病毒死亡率仍然是該省最富有社區的兩倍。老年人也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自去年12月中旬奧密克戎變異株傳播開來後，該省60歲及以上的人比前兩波的死亡人數還要多。
史密斯擔心，當我們不再給新冠肺炎貼上“大流行”的標簽時，關心那些落在後面的人的緊迫性將所剩無幾。歸根結底，對於疫情，我們選擇接受什麼樣的事實以及我們如何對待最脆弱的群體，將反映出我們的集體人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