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19日電／南海是眾所周知的全球重要漁場之一，每年大約12%左右的全球漁獲物來自那裡。但有關數據顯示，1950年以來，南海海域漁業資源量大約減少了70%—95%。其中雖然有氣候變化等因素影響，但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過度捕撈卻是主要原因。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致力於南海漁業和生態環保等領域的合作，但南海漁業治理的進展並不盡如人意。至於原因，一方面是部分沿岸國為實現各自經濟和政治利益最大化，不斷擴大在南海的傳統捕撈業規模，另一方面是區域治理公共產品供應不足導致南海海洋捕撈無章可循。
環球時報發表中國南海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吳士存文章表示,這些方面的問題與挑戰是顯而易見的。比如，一些南海周邊國家對漁業資源退化系統性認知不足，缺乏統一的科學數據和可共享的信息平台；陳舊落後的傳統捕撈方式給南海漁業資源可持續發展造成巨大壓力；某個單一國家難以實現海洋漁業的單一管控和治理，導致局部性的漁業管控措施成效不彰。再如，南海有關爭議的存在導致沿岸國家間在涉及區域性海洋環保和漁業合作問題上互信不足，難以建立具有實質性、能夠產生可視化成果的多邊區域合作機制；區域協作難以深化、覆蓋全海域的統一管理機構至今尚未建立。
文章指出,大量國際實踐及研究表明，在人類社會面臨共同挑戰和威脅時，合作才是最大公約數，也是避免導致資源浪費甚至枯竭的“公地悲劇”的唯一選擇。在這方面，南海也不例外。有鑒於此，中國與東盟國家應登高望遠、從長計議、以合作為導向，努力嘗試以漁業治理作為南海海上務實合作的切入點和突破口。
首先,需要抓住機遇、乘勢而上。今年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開放簽署40周年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誕生20周年。中國與東盟國家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依據《公約》第一百二十三條半閉海沿岸國的合作義務、《宣言》關於海洋環保和海洋科研領域的合作共識以及中方關於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倡議，從推動綠色水產養殖、增強資源環境修復、統一漁業信息數據、深化科研成果共享等領域著手，在區域、國家、地方層面完善南海海洋治理的各項措施。
其次，南海沿岸國應從頂層制度設計入手，強化涉海部門間的政策與功能協調，同時發揮地方、私營部門和公民個人在南海區域漁業治理合作中的積極作用。中國與東盟國家可在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高官會等多邊機制框架下，商討制定南海漁業治理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探索建立跨國家的區域政策協調和執行機制，為南海漁業治理奠定秩序基礎。與此同時，沿岸國還應通過國內立法、配套政策制定等實質性措施，鼓勵和引導涉漁企業和個人積極主動融入南海漁業治理的系統性工程，並歡迎來自國際或區域的非政府組織在這一領域發揮建設性作用。
第三，以“去政治化”和參與方利益最大化為導向，將有助於南海漁業治理共識的形成和機制構建。近日在參加由中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八次南海漁業管理與海洋環保研討會時發現，海上有關爭議仍然是影響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南海漁業治理合作的主要障礙，與會學者認為南海漁業治理合作和“去政治化”是並行不悖的“二元選擇”。沿岸國家可按照“淡化政治色彩、國家管轄主張最小化、合作海域最大化”的思路，通過從“二軌”對話倡議，到聯合資源調查、海洋科考和信息共享，再到政府間形成能統一執行的政策措施等途徑，在南海漁業治理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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