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還帶有持續性、隱秘性和強制性的色彩。美國對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軍事行動，美西方勢力在拉美的所作所為以及對中國制度和人權的攻擊，都充分說明美國人權外交中的文化霸權主義是粗暴干涉他國內政和維護霸權地位、謀求霸權利益的協奏曲。
美國執迷於將所謂的“普世人權”包裝成人類社會內在、必然且共同的價值準則，惡意預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伊斯蘭國家公民權利缺失或平等權主體缺位，特別是習慣於將以“亞洲價值觀”為代表的人權相對主義視為一種否定人權普遍性的“有害觀念”。然而，這一切僅是美國文化霸權主義中拙劣、肮臟的政治遊戲。在西方世界中，美國是加入國際公約最少、卻對所加入的公約作出保留最多的國家。美國在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就提出5項保留、5項諒解以及3項以本國特殊國情為由限制國際人權公約適用的一般性限制條件，不僅無視《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關於“盡可能精確和小幅度地擬訂保留”的規定，且對公約禁止“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強制性規範提具保留，這是對人格尊嚴的嚴重踐踏。美國對外“普遍主義”和對內“相對主義”的“兩張皮”現象非常突出，這種“嚴於律人、寬以待己”的做法，充分體現出美國文化霸權的虛偽性和功利性特徵。
由此可見，作為一種思想文化與價值觀念的強加行為，文化霸權主義既是“文化強權”和“文化殖民”的體現，也是美國強權政治慣常採取的干預策略和統治方式，在意識形態領域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文化與政治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與文化霸權主義密切關聯的人權外交，也絕不是美國一直以來自詡的崇高價值觀念，而是美國掠奪世界的卑劣手段和工具，給國際秩序和人類福祉造成嚴重損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自鳴得意的人權保障制度之下，美國接連出現槍擊屠殺、暴力執法、濫用酷刑、種族衝突、性別歧視等系統性人權問題，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國內的政治極化、黨派惡鬥、社會撕裂和經濟衰退。美國正在自食文化霸權主義的苦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