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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打“反華牌”凝聚共識?
http://www.crntt.hk   2022-07-30 17:25:24
  中評社北京7月30日電/據中國日報報道,美國當前正面臨多重內部挑戰,但執政者延續“內病外治”的做法,不去解決問題,而是向外轉移矛盾,仍執迷於搞大國對抗,如挑起對華貿易戰,抹黑中國倡議,炒作“中國威脅”,拉“小圈子”孤立中國,甚至在台灣問題上危險試探。這些做法只能在決策圈裡制造“反華共識”,卻無益於彌合日漸分裂的美國社會,反而只會阻礙美國內外部問題的解決。

  當前美國面臨多重內部挑戰,其通貨膨脹達到40年來的最高水平,社會分裂也不斷加劇。究其根源,美國長期不能正視內部問題,片面強調“外來威脅”,導致弊病越積越深。

  美國國內困境固然與外生性危機有關,但更主要是由自身社會經濟矛盾積累所致。由於缺乏社會和黨派間的共識,美國難以針對這些“慢性病”推動系統性改革。美國在應對短期危機時行動力較強,但僅有應急之策,缺乏長期規劃,可能帶來滯後的負面影響。

  例如,美國在2020-2021年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擴大至10%以上,同時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這些為應對疫情采取的紓困措施共同導致了2022年的高通貨膨脹。而在一些社會治理問題,例如新冠疫情防控上,美國政府受困於民意分裂,難以制定統一有效的政策。在改革停滯不前的情況下,持續發酵的社會經濟問題又加劇了社會分裂和社會焦慮,助長民粹運動和反智主義,加大社會治理難度,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政學界人士指出,要打破改革受阻與社會分裂的怪圈,美國須尋求社會共識,而建立共識的基礎是傾聽社會訴求、切實改善民生。2020年9月,卡內基基金會發布《使美國外交政策更好地為中產階級服務》報告,建議正在競選總統的拜登以外交為抓手,團結國內社會。報告認為,美國政府長期執著於“維護美國主導地位”“新冷戰”等對抗思想,而不是設法解決關乎民衆切身利益的國內問題,長此以往當然無法團結社會。相比向外轉移矛盾,該報告強調,應通過建設性的國際合作帶動國內改革,進而提升美國的長期經濟競爭力。

  然而自2021年以來,美國事實上走上了“新冷戰”的老路,變本加厲地推動大國對抗。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的精英們雖已意識到美國的症結在國內,卻仍執迷於大國對抗。卡內基報告建議美國與“價值觀相同”的盟友展開合作,但忽視了與其他國家的平等對話。<nextpage>

  此外,為推動國內改革計劃,以及推銷“重建更好世界”等國際合作方案,美國政客也慣於公開炒作所謂的“中國威脅”,抹黑中國發起的國際合作倡議。盡管多位美國高官均表示不謀求“新冷戰”,但“價值觀外交”仍導致中美博弈激化,對於解決美國內部問題更是有害無益。

  美國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引發了一場全球性危機,轉而加劇了其自身的國內困境。例如,美國發動的對華貿易戰、經濟制裁、技術禁運等都破壞了全球供應鏈,供應不足又推高了美國通貨膨脹;再如,美國執意將新冠疫情等問題政治化,導致大國間難以展開政策協調,全球治理舉步維艱。

  通貨膨脹和能源危機也對拜登政府的最大國內政績——總投資額1.2萬億美元的兩黨基礎設施建設法案產生負面影響。截至今年6月,美國建築業成本相較一年前上升8.6%,各州基建招標已出現最高超出預算30%的高價,這意味著拜登的基建計劃將大幅縮水。

  美國的“自由主義鷹派”沉湎於冷戰後美國的單極霸權,認為美國可以通過組建“價值觀同盟”,將中、俄等國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單方面制定國際規則,解決全球性挑戰,并創造有利於中長期內政改革的外部環境。

  但當今的國際秩序是高度聯結的多極化格局,大國對話與合作對於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治理發揮著關鍵作用,對於美國經濟正常運行也不可或缺。相反,失控的大國對抗則會帶來負面連鎖反應,衝擊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即使“高懸海外”的美國也無法獨善其身。

  美國的“價值觀外交”并未在分裂的美國社會促成任何共識,卻在華盛頓的決策小圈子裡制造了“反華共識”,阻礙了美國政府通過對華合作解決內外問題。例如,特朗普時期對華加征的關稅至今仍導致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每年增加510億美元的支出,美國政府卻遲遲不願在關稅問題上“示弱”。

  飽受危機困擾的美國政府近期在中美關系上軟化立場,例如國務卿布林肯在中美外長會面時提出“六不”承諾,就中美對話發出積極信號。但是,一些美國政客仍固守“冷戰思維”,意圖通過對華“極限施壓”獲得談判優勢,在台海等熱點議題上反複試探,這對解決美國內部問題有百害而無一利。美方必須從近期危機吸取教訓,意識到中美對抗不是施政的有效抓手,只有改變 “冷戰思維”,通過大國對話與合作才能取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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