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韓國將解決半島問題作為改善對日關係並摸索加強韓美日聯合的一個主要由頭和目標，但這從出發點上就存在隱患。與文在寅政府主張通過對朝接觸和談判解決半島核問題的思路不同，尹錫悅總統對半島問題的“大膽計劃”也好，樸振外長推動韓美日聯合應對機制也罷，都凸顯了韓國新政府在朝核問題解決機制上的某種失落感乃至可能的劍走偏鋒。其實對韓國來說，破解半島問題僵局最需“解鈴還須系鈴人”的思維，最需營造“域內問題域內解決”的氛圍。六方會談機制建立以來的朝核問題走勢證明，中韓朝都是半島問題不可或缺的利益攸關方，中國在推進和平解決機制和塑造斡旋影響力上的獨特作用只會越來越大，中韓需要咬定無核化目標相向而行，而不是指望借助域外勢力介入去解決。
再者，在處理對華關係上的“言不由衷”可能損害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今年正值中韓建交30周年，而立之年的兩國關係不僅坐擁超過3600億美元的雙邊年貿易額、近1000億美元的雙向累計投資，還有多年積澱的政治、外交互信以及總體上的民意支持。但韓國新政府一方面在行動上倒向美歐日的“價值觀外交”，加入“印太經濟框架”，正準備就加入“芯片四方聯盟”做出決定，同時不斷加大對半島北方敵對的強硬思維；另一方面卻又不斷遣詞造句，試圖在言語上撇清與“損害中國利益以及社會情感”的幹系，這種戴著面具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無助於中韓關係的長期穩定，容易引致類似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那樣頗具破壞性的教訓重演。行穩致遠的中韓關係需要知行合一，需要實實在在的互惠行動加以驗證，韓國政壇保守派口中那種“結局大不了就是政冷經熱”的所謂底線思維，既要不得，也很危險。
韓國固然可以通過多個路徑實現“全球樞紐國家”定位，但最好的選擇仍是處好“搬不走的鄰居”，最佳的捷徑還是秉承“遠親不如近鄰”理念，深化與東亞國家的外交互信和經貿互利。以東亞外交作為“試驗田”，韓國面向全球的外交才有基礎；以東亞外交作為“風向標”，韓國打造“樞紐外交”才有支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