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過程並不容易，需要艱難、直接的對話和堅定的決心，但這是必要的。這裡的核心問題是，兩國之間的“推搡”能否最大程度地幫助實現戰略穩定，如果雙方都在試探，在不引發大規模反制的情況下對方的底線是什麼。這便是“不管控的戰略競爭”——我認為，這種競爭模式太危險了。或許有更好的選擇，即雙方在內部明確紅線，用外交手段來溝通，讓每一方都知道，如果僭越這些紅線，將會有何後果。此模式並不以任何級別的戰略信任為前提，儘管如果安全行為保持一致，信任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重建。這就是“有管控的戰略競爭”。我認為，總的來說，它比建立於“周而復始的不可控實驗能最好地實現平衡局面”這一假設之上的“不管控的戰略競爭”更穩定。
第二，中美兩國可以在整個關係的其餘大部分領域開展“非致命性的”戰略競爭，將戰略對抗轉化為比賽競爭，以增強各自經濟和技術實力，擴大外交政策外沿，甚至增強軍事能力。這也會涉及關於國際體系未來的觀念和意識形態競爭。但至關重要的是，這將是“有管控的競爭”，因為它在本質上是非致命的。如果適當加以限制，這種競爭也可以減少武裝衝突的風險，而不是引誘任何一方不計後果地發動一場結果不可預測的危險戰爭。這種戰略競爭還將使雙方能夠最大限度提高他們對世界其他地區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吸引力。雙方都會理解並且接受：最具競爭力的國家制度將通過成為或者保持世界上最重要的超級大國的地位，並以自身形象作為榜樣的力量塑造世界秩序的方式勝出。正如我之前所主張的：願最好的制度獲勝——無論是在各自加強綜合國力的競賽中，還是在更廣泛的國際輿論舞台上，所有國家在國際秩序下考慮自己的未來時都離不開美國或中國的影響。
第三，這種“有管控的戰略競爭”框架，還可以為中美兩國創造必要的政治和外交空間，使得雙方能夠繼續在利益交匯的領域開展戰略合作，包括應對緊迫的全球性挑戰。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抑或全世界都承擔不起將這些領域的合作擱置一旁的後果。雙方都明白這一點。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現在到了堅持同舟共濟、團結合作的關鍵時刻。
展開這種合作的領域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氣候變化，兩國都認為這是一個緊迫的、無法獨自解決的挑戰。這就是為什麼中美過去能夠就這個問題進行建設性合作，採取有意義的行動，包括去年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第26次締約方會議上發表開創性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這值得欽佩。儘管中美存在分歧，這種對話與合作依然可以且應該繼續下去。布林肯國務卿曾說，“為了造福於我們的人民和世界，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分歧阻止我們在需要共同努力的優先事項上向前推進。”其他有潛力的合作領域也有很多，包括全球公共衛生和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病、全球糧食安全、軍控以及核不擴散——例如朝鮮半島的戰略穩定非常符合中美核心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