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執法機構是否足夠重視克里莫持槍背景核查的質疑，伊利諾伊州警察局局長布倫丹·凱利（Brendan Kelly）表示，他認為警察局在處理克里莫的信息時採取了正確的行動，當時沒有法律證據能夠證明克里莫是一個明顯且迫在眉睫的威脅，沒有任何信息可以拒絕向他發放持槍執照。
退一步來看，所有審查程序都得到了遵循，克里莫持槍執照被拒絕的概率也很小。根據伊利諾伊州2021年的審計報告數據，2018年至2019年，該州共有近60萬份持槍申請，其中祗有不到4%的申請被拒絕。
即便克里莫合法獲得了槍支，但在顯露出危險跡象後，伊利諾伊州的“紅旗法”也可以授權法官下令暫時收走他手中的槍支。可這項法律並沒有在克里莫的案子裡被觸發。
“紅旗法”生效需要相關親屬、室友或執法人員通過向當地巡回法院提交申請，並提交某人構成威脅的證據。法官同意後，將允許執法人員沒收被視為危險人物的槍支和持槍執照。然而，“紅旗法”被引用得並不頻繁。據美聯社報導，伊利諾伊州在2019年提交了34份槍支限制令，2020年僅有19份。
這並非因為槍手會隱藏行跡。根據非營利組織“Everytown for Gun Safety”的數據顯示，至少56%的大規模槍擊者事先都出現了至少一個危險的警告跡象，但這種跡象往往會被身邊人忽視。
這主要與家屬或朋友的主觀情感有關。登斯利對《每日新聞》表示，人們通常認為大規模槍擊的凶手是一個局外人、一個瘋子，甚至是一個怪物，他們代表著純粹的邪惡。沒人能想到他們的親人和朋友會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莫裡森也承認，某些槍支法律的有效性往往受到人們相關反應的限制，人們是否向警方通報其朋友和家人令人擔憂的行為，這在立法限制範圍之外。“我們只能提供工具，這是個人選擇問題。”《紐約時報》指出，這一可怕的槍擊事件或暴露出各州層面槍支管控法律的缺陷——在最終取決於警方、家人和身邊觀察人士判斷的體系中，即便強有力的保障措施也存在局限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