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9日電／據環球時報報道，圍繞當前美國內政外交各個方面反映出來的現狀，學界和輿論界已經掀起有關“美國自我糾錯能力是否已然失靈”“美國是否已經衰落”的一輪又一輪爭論。這些爭論背後的根本問題，在於我們到底該如何認識當前階段的美國。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一個大國通常只要內部不出事，外部挑戰就相對可控。但當下美國的問題恰恰在於多重內部矛盾激化，雖然不算歷史上最尖銳的時期，南北戰爭時期或者20世紀60年代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時顯然要比現在更加激烈，但確實稱得上是最複雜的時候。這些美國歷史上罕見的複雜矛盾，歸納起來大概包括五對。
困擾美國的老矛盾沉渣泛起
一是上下矛盾。傳統意義上講就是階層矛盾，冷戰時期美國執政者比較注意培養和扶持中產階層，確保中產階層獲得一定福利，但冷戰結束後，因為沒有跟蘇聯競爭的迫切需要，美國政府開始削減這些福利，導致中產階層逐漸萎縮，或者說出現中產階層“貧困化”趨勢。20世紀80年代時的不少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總人口中的中產階層占比已經高達80％左右，但近些年來的統計顯示已經降到50％上下。美國之前的社會結構是社會學上比較推崇的菱形或橄欖型結構，但現在已經變成金字塔型。這種金字塔型社會分層過去往往出現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被認為是發展不均衡的表現。但現在出現在美國，說明其社會結構惡化了。
美國社會上下矛盾是一對老矛盾，過去一直都有，只是近年來重現抬頭并更趨激化，這主要反映在兩個事件上。一個是2011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當時運動者的口號就是美國不再是林肯總統講的“民有民治民享之國”，而是“1％有1％治1％享”的國家。那場運動雖然一時平息下去，但深植其中的社會矛盾并未就此緩解甚至消失，相反還在繼續累積加劇。這種趨勢的集中表現就是美國國內民粹主義日益嚴重，直接導致前述的第二個事件，就是特朗普上台。
二是政治極化或曰左右矛盾。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過去都有強大的溫和派，但現在溫和派在各自黨內都失勢了。其中民主黨內的左派，有時被稱為“白左”，熱衷於搞身份政治，動不動就給人貼標簽；共和黨內則是民粹右翼占據上風。這使兩黨妥協更加困難，導致美國漸漸墮入“否決政治”怪圈，政府執政能力下降。
三是黑白矛盾或者種族矛盾。種族矛盾其實也是美國的一個老問題，因為在建國和發展過程中殘酷對待原住民和使用大量奴隸，這也是它的“原罪”。但客觀而言，經過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美國種族問題一度有所改善，這事實上也算一種歷史進步，以至於後來美國先後出現了黑人國務卿和總統。但現在這對矛盾再次抬頭，而且比以前更加複雜，除了黑白矛盾還有有色人種之間的矛盾，導致對亞裔的歧視等問題。
新矛盾叠加但緩釋之策稀缺
以上三對矛盾我認為都算是美國的老矛盾，但現在都沉渣泛起再次加劇。接下來的兩對矛盾則是相對新近才出現的。
第四對矛盾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矛盾。1971年8月15日美國時任總統尼克鬆搞了一場“尼克鬆衝擊”，單方面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鈎。這實際上是一個違約行為，1944年美國倡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金本位制度，其他國家匯率緊盯美元。美國當時承諾美元跟黃金掛鈎，其他國家可到美國央行兌換黃金，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1971年尼克鬆政府單方面違約，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金本位制事實上的崩潰。但因世界各國已對美元產生路徑依賴，美國的違約脫鈎沒有受到懲罰。
美國經濟從此開始走上金融化道路，而且這種經濟金融化趨勢很快獲得一個抓手，就是互聯網，20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投資開始大規模向互聯網上聚集。經濟的金融化和網絡化就構成了虛擬經濟，實體經濟相應地開始萎縮。不過，實體經濟畢竟是國家實力的重要支撑，本來虛擬經濟無法脫離實體經濟，而是建立在實體經濟基礎之上，但美國國內的情況卻是虛擬經濟壓倒實體經濟的態勢愈發明顯，這導致了資本家集團內部出現分裂和矛盾。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從沒出現過的，相當於精英或統治階層內部開始精神分裂。
第五對矛盾就是全球主義與本土主義之間的矛盾。美國已經因此出現地域上的重新分野，其中全球主義者主要集中在東西海岸，西海岸從西雅圖到舊金山、洛杉磯再到聖地亞哥，東海岸則是波士頓、紐約和華盛頓一綫，兩個沿岸地區的民衆和資本家集團都傾向於支持全球化，與外部聯系密切，并從全球市場獲利豐厚。但美國內陸或者說心臟地帶對全球化的參與相對較少，比較傾向於支持本土主義。
2016年大選時特朗普和希拉裡的競爭就展現了這對矛盾。希拉裡的選民群體主要是全球主義者，特朗普的票倉則更多是本土主義者。按GDP算，希拉裡支持者的比重約為2／3，特朗普支持者是1／3。雖然經濟實力上是全球主義更強，但本土主義的政治力量卻更勝一籌，這也表明本土主義仍是美國根基所在。
總的來看，以上五對矛盾中的前三對是老矛盾重新抬頭，後兩對是美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產生的新矛盾。新老矛盾交織的結果，就是美國社會遇到的問題較之以往更加複雜，簡單用歷史眼光去看美國可能就不對了。罕見複雜的矛盾亟需以創造性的思維和手段加以解決。但問題是，美國現在又缺乏真正的政治家。美國歷史上是比較幸運的，建國前後有一批頗具遠見的國父先賢，南北戰爭期間出了林肯，到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又有富蘭克林·羅斯福，如此等等。當今美國的形勢實際已在呼喚這類政治人物的出現，但迄今為止還沒看到有誰能站出來。美國政壇多的是政客，他們往往是背後利益集團的傀儡，難以成為超越利益束縛的政治家。
結果就是美國兩黨現在的施政策略多是急就章，缺乏系統思路，治表不治裡。過去很多人都有一種看法，認為美國歷史上一直都問題重重，但它的制度糾偏或自我糾錯能力較強。但現在還能否下這個判斷，就是問題了。
美國自我糾偏能力已成問號
客觀而言，如果美國的政治經濟精英甚至社會公衆能够在態度上正視這些複雜矛盾和國內現狀，就還有機會盡快找到解困辦法。美國自己既有獨特優勢又相當熟悉的一條脫困路徑，就是尋求生產力突破，尤其推動科技創新甚至革命性發展。
回顧歷史，1957年蘇聯發射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當即震驚美國。面對“斯普特尼克時刻”，當時華盛頓的反應是立即舉全國之力尋求科技突破，隨後逐步取得并擴大對蘇聯的領先優勢，到1969年已經在“阿波羅計劃”中實現人類第一次成功登月。20世紀七八十年代，面對德國和日本在產業方面的激烈競爭，美國雖然也有各種打壓，但主要著力點是快速轉向互聯網賽道，以“互聯網”戰勝“汽車”的方式再次獲得顯著優勢。
這些經歷表明，美國能否在困境面前再次展現“韌性”，關鍵在於能否直面問題，進而組織各方資源和力量推動經濟、科技等方面發展。即便當前世界範圍內的革命性科技創新面臨瓶頸，美國只要態度端正也還能退而求其次，著力調理好國內日益突出和複雜的各種矛盾，比如再次注重扶持中產階層這個美國力量的重要支撑，著力緩解政治惡鬥和“否決政治”痼疾，盡力控制社會層面的種族和地域矛盾等等。
但現在美國的問題恰恰在於不能正視自身問題，在擺脫困境的思路上也出現嚴重偏差。這從拜登政府不斷將國內通脹歸咎於俄烏衝突，繼續將國內就業甚至更廣泛層面的經濟問題怪到中國頭上就可見一斑。竭力對外轉嫁矛盾，自己病了卻硬逼著別人吃藥，華盛頓的根本邏輯就是錯的。
除了多重矛盾空前複雜交織，能够有效解決問題的政治家和新思路又都稀缺，態度認知和解決路徑嚴重偏差，今日美國還有一點跟歷史上不同，就是它的力量沒有過去實在了。美國建國200多年來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老老實實搞實業的，基礎堅實，以至於現在人們提起美國，還很容易想起二戰時期的美國。當時美國展現出極為強大的工業爆發力，在從“珍珠港事件”到日本投降的不到4年時間裡，建造70多艘航母、500多艘驅逐艦和29萬架戰鬥機。但現在因為虛擬經濟壓倒實體經濟，那種具備實實在在力量的美國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這樣一個美國還能不能像歷史上一樣自我糾偏解決問題，本身就畫上了問號。就像一個人年輕時身強力壯，摔哪跌哪很快就好，一旦年紀大了，摔上一跤可能就是致命的。
美國現在無疑仍是綜合實力最強的超級大國，正確認識和判斷美國也是了解世界發展態勢的一個關鍵因素。我的看法就是現在美國的真正挑戰在於內部矛盾空前複雜，當前自身實力包括應對矛盾的能力都在相對下降，因此我們過去對於美國的很多觀察和判斷也需與時俱進有所調整。說白了，就是不能再按傳統思維，而是需要有新視角了。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