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領域，安倍將修改現行憲法視為政治目標，不僅多次嘗試推動修憲進程，更以實際行動實質弱化了憲法對日本開展軍事活動的束縛；安保領域，安倍提出《國家安全保障戰略》、解禁集體自衛權、全方位提升日本軍事實力，使得日本在戰後首次能夠堂而皇之地在國家利益邏輯下不斷加強軍力建設；外交領域，在致力於強化日美同盟的前提下，安倍在處理日俄、日中等雙邊關係時更多體現的是其“現實主義”理念，以不時調整的雙邊關係政策將攫取國家利益的目標貫徹始終。此外，在歷史問題上，安倍通過進一步修改歷史教科書、否認“村山談話”等既有歷史表態、推動“戰後外交總決算”等方式大大推進了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引發亞洲國家的普遍擔憂。尤為值得強調的是，在2020年8月因病辭職後，安倍不僅沒有淡出政壇，反而以自民黨內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會領袖身份持續對日本政局施加影響，親自為自身政治遺產的落實“保駕護航”。
但實際上，安倍上述政治遺產既未能引導民眾形成符合事實的國家、歷史認知，也無法排除“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忽視社會公平的既有缺陷，更無力解決過分依賴美國等積弊；其本人世家子弟身份及在長期執政中出現的系列政治醜聞、任人唯親現象等也時常遭到詬病，故在日本政界及普通民眾中，對安倍心存不滿甚至仇視者也不在少數，對其本人及政治遺產的不同評價，實際也是日本社會撕裂的主要表現。
“後安倍時代”日本政策趨勢
安倍晉三突然遇刺雖然意味著其本人政治生涯的終結，但其所留下的諸多“政治遺產”，特別是外交、安保理念已成為日本相關領域國家政策甚至戰略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仍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影響日本內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國內政局方面，對於此次參議院選舉，安倍遇刺對自民黨造成負面影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而存在出現部分選民因此為自民黨投下“同情票”的可能性。而在中長期視角下，鑒於安倍“政治遺產”是其長期執政的產物，本質上代表了日本主流政治勢力對相關問題的基本認知與態度，故岸田文雄等政治人物雖然可能會在政策實施節奏上根據實際情況做出調整，但不會整體推翻。至於自民黨內部，安倍遇刺可能對“安麻體制”帶來極大衝擊，各派系或面臨重新洗牌局面。
對外政策方面，雖然岸田文雄或在對俄、對韓問題上採取不同於安倍的雙邊關係政策，但從其提出的“岸田和平願景”不難看出，其在對外政策上仍將延續安倍既有路線，即在將中、俄等國作為主要“威脅”的基礎上，充分利用美日同盟、G7、北約及“印太戰略”，謀求實現進一步增強軍力、成為政治乃至軍事大國的最終目標。在中美關係及國內政局、自民黨內部派系格局未發生明顯變化的前提下，繼承安倍“政治遺產”並以此為基礎提出帶有個人特色的新理念或許是岸田文雄未來一段時間內在對外政策方面的基本考量。
（作者：謝若初、呂耀東，單位分別為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