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認為在香港特區政權架構中的人士，以及未來即將進入管治團隊的人士，尤其那些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都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這種要求對任何國家的治理來講，都是天經地義的。隨著中央在香港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行政主導”將會得到有效的實現，並且杜絕“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弊病，香港也將逐漸走上良政善治的軌道。
我深信，只要香港認清發展形勢，找準定位，轉變管治思維，積極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以及最新一系列中央惠港政策措施，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扮演內循環的“參與者”及外循環的“促進者”等重要角色，促進大灣區內城市群的深度合作，搭上國家快速發展的列車，香港的未來就充滿希望。
香港要增強人才吸引力應逐步放開政策門檻
中評社記者：近年來，香港“人才空巢化”現象備受關注。您認為應該如何增強香港對國際和內地人才的吸引力？
蘇暢：我認為，所謂的“人才空巢化”現象，涉及人才的“培養”與“去留”這兩個核心問題，並且可以分別從本地、內地、國際三個維度來討論。一是香港本地專業人才外流的趨勢逐漸加劇；二是被稱為“港漂”的內地在港人才，由於政策因素，較難紮根本地；三是香港又欠缺了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包容性的國際人才引進政策，容易在全球化競爭中佔下風。
其中我特別想指出的是，內地在港人才的情況非常值得關注。這個“港漂”群體一向存在，隨著內地與香港關係更加緊密，該群體的數量和質量都日漸增加，更多的高學歷、高技術能力的內地人才來到香港，我也認識不少相關背景的好朋友，他們對於香港本地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也扮演著改善和促進內地與香港關係的關鍵角色。
然而，由於政策上的差別對待，“港漂”基本上無法加入香港的公務員體系，被排除在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行列以外。同時，“港漂”取得居留權的比例非常低，以至於他們在香港買樓定居的成本尤其高昂。這些政策上的不便，久而久之，會讓“港漂”對香港存在群體落差感和疏離感。長此下去，不僅無助於香港本地發展，也不利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綜上，要增強香港對國際和內地人才的吸引力，須逐步解決上述這些政策漏洞，逐步放開這些人才政策門檻，加強內地高質量人才對“來港”和“留港”的信心。至於在國際方面，我認為新一屆政府可以在目前的移民簽證制度上稍作改革，例如增加面向國際名校畢業生的高潛力人才簽證名額。候任特首李家超先生提出了鞏固金融中心、發展創科中心、塑造文化之都、開發北部都會等四個方面，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因此，香港未來亦尤其應當考量引進這幾個領域的內地和國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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