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資本避開利潤率較低的實體經濟部門，投向金融領域。為應對周期性金融危機，美聯儲頻繁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動輒買入上千億甚至萬億美元的國債。特別是2007年次貸危機以及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發後，美聯儲超寬鬆貨幣政策進一步加速了金融服務業擴張。據美國商務部數據，2020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80%，包括金融業、房地產、法律服務等。
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抑制了經濟增速的上升，且使自然利率維持在較低水平，低利率水平又往往刺激通脹加劇。同時，長期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妨礙了市場出清，導致“僵屍企業”占用過多資源，對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造成擠出效應，抑制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並最終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疫情暴發後，在超寬鬆貨幣政策推動下，美國消費雖然迅速提振，但需求側過熱更映襯出製造業萎縮導致的供給能力不足，進而抬升通脹水平。
雖然依托美元的主要國際貨幣地位，美國享受到“全球生產、美國消費”的紅利，但也埋下了製造業衰落和通脹問題的種子。這種經濟格局加之長期無節制的寬鬆政策，最終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催化”之下形成了如今的高通脹局面。
美國當局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些機制性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先後試圖推行“出口倍增計劃”“製造業回流計劃”等經濟轉型措施，但均未達到預期效果。
美國國內體制自我糾錯、自我革新動力逐漸喪失。一方面，對依靠貨幣政策的增長路徑形成依賴，習慣用印鈔和發債解決問題。數十年來無節制地提高國內債務上限，近年呈現加速態勢。目前，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超30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占GDP的比重約130%。疫情暴發以來，債務總額增加約7萬億美元，是美國歷史上債務增長最快的時期。債務高企局面也極大限制了美國的政策空間。另一方面，近年來美國政治越發極化，糾錯機制愈加失靈，兩黨爭鬥甚至達到“為反對而反對”的地步。反映在經濟領域，便是美國政府對推行結構性改革即便有心也無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