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名譽院長布裡吉·莫漢、美國佛羅里達海灣海岸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內魯媞·亞尼認為，結構性障礙是社會、經濟和文化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根源。一個失敗的社會是一個由有缺陷的制度組成的功能失調的組織，這些制度滋生了種族主義、歧視、屠殺和恐怖主義的極端意識形態。應鏟除阻礙自由和正義、種族壓迫的有害結構與根源，使公共政策合理化和現代化。
土耳其中東技術大學政治學教授穆罕默德·奧克亞尤茲認為，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歐洲的新種族主義、新右翼運動利用種族主義的“科學化”，創造了基於文化差異的種族主義。科學種族主義理論為實行特殊形式的現代種族主義鋪平了道路，極有可能形成純粹的、直接的種族壓迫機制，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郭敏認為，在種族矛盾突出的美國，算法種族主義體現在各個方面，其產生的根源在於不公平的社會環境。算法不僅無助於解決美國的種族主義，反而使其在決策過程中會更為隱蔽地加劇種族偏見，導致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中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皮特·赫爾曼教授認為，要認識到種族主義的系統性與結構性，種族主義是社會構建的結果，也要關注個體在結構性種族歧視中的困難處境。愛爾蘭發展研究協會主席妮塔·米希拉認為，反思當前種族主義帶來的各種問題，我們需要加強團結合作，共同反對新的種族主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