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5日電／據中國網報導，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以此為契機，所有致力於中日世代友好事業的人士都期待中日關係在今年能良性發展。然而，自岸田文雄內閣2021年發足以來，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政冷經熱”的中日關係似乎要回潮。尤其當拜登拉攏日本拋出以遏制中國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後，“政冷經熱”甚至有向“政冷經冷”發展之勢。岸田政權下的中日關係之所以遭遇“亂流”，有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難以預期的“人員交流中斷”的原因，但日本對華認知出現偏差恐怕才是主因。
正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中美關係生變就是從美國改變了對華戰略定位，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者”開始的。對日本來說，如果從東亞歷史文化的角度將中國視為“人 文相親”的近鄰，那中日關係就必然從中獲益。反之，如果日本站在西方世界的立場上，以一種自上而下的態度來對中國評頭論足，中日關係也必然要遭遇變故。在歷史上，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幻想著“脫亞入歐”，妄圖仿效西方列強來對待中國，最終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而今天，日本又一次以西方價值觀的守護者自居，這對於日本自身以及中日關係來說恐怕不是好事。
在政治體制層面，日本對美國的一味追隨乃是受制於日美軍事同盟體系的結果，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在價值觀上，日本國內自上而下對於美國操弄的所謂“西方民主價值”的認同。俄烏衝突對世界秩序造成的衝擊使日本民眾更加深信，是美國主導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保衛了日本的和平。即便岸田政權的對華政策唯美國馬首是瞻，在日本歐盟峰會中炒作涉華議題，在日美領導人會談、日美聯合聲明及日美印澳“四邊機制”峰會中多次發表涉華消極言論，也都沒有動搖其民意基礎。相反，在日媒進行的輿論調查中，岸田內閣的支持率升至66%，創下了其2021年10月上台以來的新高。
儘管支持率的攀升絕不能視同日本民眾對於岸田對華政策的認可，但這一數字還是表明，岸田內閣在涉華問題上的種種錯誤言行並未直接造成民眾的反感。這才是中日關係中最值得深思的問題。畢竟“國之交在民相親”，兩國民眾的認同是中日關係良性發展的基礎。顯然，這些年來，日本右翼勢力為實現修改和平憲法之政治抱負，不斷鼓吹“中國威脅論”，已對日本普通民眾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