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主持上海電影集團公司工作後，與秦怡的交流比較多。進入晚年的她，無論面對名利還是困難，都蘊含著一種寧靜與堅韌。
2019年，秦怡獲得“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由於健康原因，她無法到北京參加頒授儀式，我和她的女兒斐姮代她出席。回到上海華東醫院，我們將金光燦爛的勛章掛在她身上。女兒問：“您是不是很幸福？”她回答：“許多人做得比我好。”
我喜歡聆聽前輩藝術家的講述，那是他們的生命篇章，更是他們的精神圖譜。抗戰爆發後，16歲的秦怡為奔赴抗戰前線而離開家庭，輾轉來到重慶。她常和我講起那段歲月，講述《大地回春》《戰鬥的女性》《茶花女》等話劇的演出細節。她說，有一次在後台卸裝，聽到國民黨反動派特務第二天準備去砸《新華日報》的消息，她馬上跑去報信。她還講到當年與地下黨一起策反敵軍飛行中隊的經歷。她波瀾不驚地說著，但作為聽者，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波濤汹湧。她講述的革命經歷，由於當年屬於單線聯繫，不少當事者先後離世，後來我們走南闖北，想盡辦法找到歷史實證，證明她曾經的革命貢獻。這段歲月是秦怡走向思想成熟和藝術成熟的人生樞紐，所以她刻骨銘心。
2018年初，演員牛犇來辦公室找我，邀請秦怡和我擔任他的入黨介紹人。為此，我去醫院與秦怡交流。她欣然答應：“牛犇是個好同志。他演了許多大家喜聞樂見的角色，他心中是有觀眾的。”其實，這正是秦怡與牛犇互相引以為同志的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