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數百年以來一直處在朝貢體系（或者說“天下”體系）的運行之下。閻述良認為，這個體系既是內部的，也是外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的核心是中國，周邊則被視為“蠻夷”。該體系建立在儒家價值觀念與禮儀文化之上，中華文明的優越性也受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相互認同。在這一體系中，形成了包含貿易和商業的東亞儒家社會。而日本，則潛伏在中國已建立的中央世界之外，試圖建立自己的平行世界秩序。此時的日本如同中國一樣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在西方政治緊張局勢與資本主義的衝擊下，日本經濟民族主義迅速崛起。經濟民族主義以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為核心，將國家財富與權力最大化。隨著明治維新的推進，日本走向工業帝國主義道路，建立起“核心－半外圍－外圍”的現代國家制度，並取代了中國中心的“天下”體制。
閻述良表示，經濟民族主義認為經濟應該為國家的目標服務，要使國家的財富和權力最大化，使企業具有競爭力。當時機成熟時，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特朗普支持保護主義政策下的美國與脫歐的英國分別代表了新重商主義的經濟民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民族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民族主義是一種國家用來變得強大的工具，這種工具本身可以是保護主義的，也可以是自由主義的。
由此，閻述良總結出以下幾點經驗啟示。首先，代理權很重要。他表示，代理權意味著崛起的國內社會經濟結構塑造了變革。當日本改天換地成為東亞地區新霸權時，隨之而來的是一個與中國中心體制完全不同的經濟組織和地區前景。中國中心體制建立在儒家價值觀之上，並以中華文明優勢權與小農經濟為基礎。日本的帝國主義體制則建立在組織區域生產的“中心－半外圍－外圍”形態的現代國家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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